艾里克·伯恩（EricLennardBerne，1910——1970）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原名艾里克·伦纳德·伯恩斯坦（EdcLennardBernstein）。1935年毕业于加拿大著名学府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获医学博士。从1936年到1941年在耶鲁大学从事精神病治疗。又在纽约的芒特兹昂（Mount Zion）医院做了两年精神病治疗临床助理后，入伍从军。像许多其他入伍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家一样，他发现了团体治疗并开始发展他自己的治疗方法。
1946年离开军队后，他定居加利福利亚的卡梅尔（Kcarmel），在旧金山精神分析研究所同埃里克森一道研究精神分析。
20世纪50年代早期，伯恩的观点与精神分析发生分歧，1956年他申请成为旧金山精神分析研究所成员时，被拒绝了。他关于相互作用分析（TransactionalAnalysis，TA）的观点首次公开演讲是在1957年美国团体心理治疗协会举办的一次西部地区会议上，题目为《相互作用分析：一种新的有效的团体治疗方法》。这篇论文1958年发表于《美国心理治疗杂志》。
1947年伯恩出版了第一本书《行动中的心理》，再版时取名为《精神治疗和精神分析的外行指南》（1968年）。1961年，他出版了小心理治疗中的相互作用分析艺术》，随后又出版了《组织和团体的结构和动力》（1963），以及《团体治疗的原理》（1966）。然而将相互作用分析理论普及化并成为畅销书的却是1964年出版的《人们玩的游戏：人类关系心理学》一书，这令伯恩大为惊讶。在他逝世时，还有两本手稿《人类爱中的性》（1970）、《在说完你好后，你说什么？》（1972）正待出版。
1962年，伯恩创建并主编了《相互作用分析简报》，1971年，更名为《相互作用分析杂志》，由国际相互作用心理分析协会出版。
以下案例选自伯恩的《心理治疗中的相互作用分析艺术》一书，案例标题及案例中的当事人姓名乃编译者所加。
（李金钊）
朱迪的游戏
朱迪女士的概况
本案例中的主人公朱迪女士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已婚新教徒，高中毕业，34岁，现为家庭主妇。她的丈夫是一名技工，她们有一对儿女，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她的父亲喝酒很多，现在住院治疗。母亲现在住在另一个州的医院里治病。父母的结合是闪电式婚姻，婚后感情不和。一次，当妈妈怀她八个月时，她的父亲想毒死她。人们救了朱迪，认为她妈妈将会死掉，但是后来她妈妈还是活过来了。她的阿姨告诉她这个故事，并说：“你从一出生，生活就一团糟。”
在她7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后来又娶了老婆，继母对她不太友好。父亲对她有过性侵犯，继母对父亲的行为采用纵容态度。这令朱迪女士对性感到非常厌恶。
既往病史显示她患有头痛，出现过幻觉、妄想等症状，一条手臂和一条腿有时麻木，但是没有出现过抽搐、过敏或其他伴随一般精神病的躯体障碍。对她的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和歇斯底里症。她的儿童时期曾出现过梦游、咬指甲、梦魇、口吃、尿床、吮大拇指及其他一些学前问题。从她的学校经历发现，她曾受到过药物等有毒化学物质的影响。
她曾经酗酒十年，在酗酒者匿名协会得到治愈。她认为她的酗酒起始于她的母亲患了精神病，那时她＇9岁。她说她的抑郁也开始于这个时候。
在本次治疗以前，她已经看过其他几个治疗师，接受过三种形式的治疗：酗酒者匿名协会、催眠术及结合禅和瑜伽的精神分析。但是她对这些治疗很不满意。
朱迪女士抱怨经常会突然发作抑郁，并难以处理她和那个正处于青少年期的儿子的关系。伯恩对朱迪女士的治疗过程共进行了十六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五次为个别治疗，后面的十一次都是团体治疗。以下就依次报告每次治疗的概况。
第一次治疗 探索生活史与精神病治疗史
第一次治疗时，朱迪女士按时赶到。治疗师以好奇的方式探讨了朱迪女士的生活史与精神病治疗史。这个过程经过仔细计划，这使朱迪女士看起来总是很主动，可以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组织这次会谈，融洽了医患关系。治疗师和她探讨了以前接受过的精神病治疗的种类，也谨慎地探讨了她的心理状态，最后请她叙述她能记住的梦。最近她梦到“人们正在营救我落水的丈夫，他的头受伤了，我开始尖叫”。她提到自己经常听到来自内部的声音忠告她的健康，两年前也有一次听到过外部的声音。这些迹象表明她的心理健康状况非常不好。
由于朱迪女士抱怨手脚麻木，治疗师建议她去看神经科医师。
第二次治疗 朱迪表现出对结构分析的天赋倾向
神经学家怀疑朱迪女士患有颈关节炎，但没有建议她接受任何特定形式的治疗。在会谈中，朱迪女士自发地提到自己“像个小姑娘”一样想得到赞同。她说“小姑娘”看起来“幼稚”，这暗示她让“小姑娘”表现出来而不是试图取缔她。她还提到了对“长大的部分”的反叛。她说那看起来很大胆，“虽然我喜欢做孩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做到父亲期望的那样，我厌倦了这种尝试”。她提到的“父母期望”也包括了她丈夫的“期望”。这些期望可以概括为她的“父母期望”。她将她的丈夫和她的父亲看成她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父母”。她对她丈夫有诱惑力，她意识到她对她父亲同样如此。当她父母分开时，她才7岁，那时她想：“我本应该能够留住他（父亲）的。”因此，她不仅有顺从的冲突，也有一种对父辈人物的诱惑态度。
从上面可以看出，朱迪女士对结构分析的特定倾向已经很明显，她自发地已经将“小姑娘”与“长大的部分”区分开来，并且确认出了“小姑娘”对与她父母有关的特定人物的顺从，对于其他患者来说这可能要直到第三四次会谈甚至更晚一些才能实现。因此治疗师认为，有必要用非指导的方式来强化这种三分法（三分法指将每个人的人格结构分为三种自我状态：父母状态、儿童状态和成人状态。“小姑娘”指的就是一种儿童状态），让患者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人格结构。
第三次治疗 结构分析：探索自我状态
她怨恨那些告诉她怎么做的人，尤其是女人。这是对“父母状态”的另一种反应。她提到了那种“登高”的感觉，这是非常小的女孩子必须感受的方式，这是又一次“儿童状态”。她说：“噢，看在老天的份上，那是真的！正如你说的，我能够看见一个小孩……真难以相信，但对我来说确实有意义。正如你说的，我感到我不想走：一个穿着连裤童装的女孩……我现在感到很好笑。他们用右肩膀拦着你，你很愤怒……然而我却对我自己的儿子做同样的事。我不赞成当时我正在想‘我并非不赞成，我知道她感觉怎么样’。其实是我妈妈不赞成。这就是你提到的那个‘父母部分’吗？我有点被所有这些吓着了。”
朱迪女士还没有体验过一些儿童状态的现象学事实，但在先前几次会谈中已经增加了行为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这些迹象表明，相互作用分析治疗是非常适合的。
第四次治疗 相互作用分析：处理与儿子的麻烦
朱迪女士现在正适当地投入到相互作用分析，她说：“这周是我十五年来第一次这么开心。我不必再去深究儿童状态。我能够从丈夫和其他人那里也看到它（儿童状态）。我和儿子相处遇到了麻烦。”她用一种精确的、及时的、例证性的方式阐述了她与儿子之间的游戏，她区分了自己的父母状态（她不赞成且决断）、儿童状态（她的诱惑力以及对儿子反抗的闷闷不乐）以及成人状态（当儿子完成工作时她很满意）。治疗师提示她，成人取向（良好的理由）可能比父母取向（甜蜜的理由）更值得一试，建议她采纳一种社会控制的观点。
第五次治疗 生活脚本分析：强化朱迪的成人状态
她报告说，她和儿子相处很好。治疗师又尝试和她进行了回归分析，找出更多关于儿童状态的东西。她联想到“猫弄脏了地毯，他们指责我，让我去把它弄干净。当我拒绝做时我又口吃了”。这是朱迪女士与家人的人际交往方式。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她提到酗酒者匿名协会和英国国教教堂都需要为“肮脏”忏悔。为此她放弃了以上两者。当会谈结束时，她问：“有进取心好吗？”治疗师回答道：“你想要我告诉你吗？”她理解这个暗示，即她应该在决定这样的事情上依靠成人状态，而不是寻求父母状态的许可。她回答到：
“不，我不需要。”
在这次会谈中引出了她的一些生活脚本的成分，揭示了她与家人玩的游戏。能够预期到，她将和治疗师试着重复猫的情境中的适应形式。她的问题：“有进取心好吗？”也许是她第一次迈向适应。这给了治疗师一个机会去拒绝玩游戏，强化她的成人状态。朱迪女士已经在理解结构和相互作用分析上取得很大进步，所以治疗师认为她已经为参加更高级的治疗——团体治疗做了充分准备。她将要参加的团体大部分由妇女组成。
第六次治疗 团体经验激活了朱迪的性冲突
朱迪女士讲了一个梦：“我看着自己说：‘那并没有那么糟糕’。”很明显，她梦的内容是成人状态的，这是一种良好的征兆。她喜欢治疗团体，但却使她在一周剩下来的时间里感到不舒服。她将之与回忆联系起来，包括儿童期的同性恋游戏。“噢！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酗酒者匿名协会。那里有两个同性恋妇女，其中一个说我很性感。”她抱怨阴道发痒。她还说：“我妈妈和我睡在一起，并且骚扰我。”团体经验已经激活了她的性冲突，这里出现的是性冲突本质的第一个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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