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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嘴不设防。后来我细想过，也许是，像我们这种家庭，上不去够天，下未堕进坑里，无饥寒之虞，亦无暴发之欲，母亲觉得自家无碍于人，而人亦不至于要特意碍我，所以心态十分松弛，总以善意揣测别人，对哪怕是旅途中的陌生人，也总报以一万分的善意。
有年冬天，我和母亲从北京坐火车往张家口。那时我已经工作，自己觉得成熟多了。坐的是硬座，座位没满，但车厢里充满人身上散发出的秽气。有两个年轻人坐到我们对面，脸相很凶，身上的棉衣破洞里露出些灰色的絮丝。母亲竟去跟对面的那个小伙子攀谈，问他手上的冻疮怎么也不想办法治治？又说每天该拿温水浸它半个钟头，然后上药；那小伙子冷冷地说：〃没钱买药。〃还跟旁边的另一个小伙子对了对眼。我觉得不妙，忙用脚尖碰母亲的鞋帮。母亲却照例不理会我的提醒，而是从自己随身的提包里，摸出里面一盒如意膏，那盒子比火柴盒大，是三角形的，不过每个角都做成圆的，肉色，打开盖子，里面的药膏也是肉色的，发散出一股浓烈的中药气味；她就用手指剜出一些，给那小伙子放在座位当中那张小桌上的手，在有冻疮的地方抹那药膏。那小伙子先是要把手缩回去，但母亲的慈祥与固执，使他乖乖地承受了那药膏，一只手抹完了，又抹了另一只；另外那个青年后来也被母亲劝说得抹了药。母亲一边给他们抹药，一边絮絮地跟他们说话，大意是这如意膏如今药厂不再生产了，这是家里最后一盒了，这药不但能外敷，感冒了，实在找不到药吃，挑一点用开水冲了喝，也能顶事；又笑说自己实在是落后了，只认这样的老药，如今新药品种很多，更科学更可靠，可惜难得熟悉了……末了，她竟把那盒如意膏送给了对面的小伙子，嘱咐他要天天给冻疮抹，说是别小看了冻疮，不及时治好抓破感染了会得上大病症。她还想跟那两个小伙子聊些别的，那两人却不怎么领情，含混地道了谢，似乎是去上厕所，一去不返了。火车到了张家口站，下车时，站台上有些骚动，只见警察押着几个抢劫犯往站外去。我眼尖，认出里面有原来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个小伙子。又听有人议论说，他们这个团伙原是要在三号车厢动手，什么都计划好了的，不知为什么后来跑到七号车厢去了，结果败露被逮……我和母亲乘坐的恰是三号车厢。母亲问我那边乱哄哄怎么回事？我说咱们管不了那么多，我扶您慢慢出站吧，火车晚点一个钟头，父亲在外头一定等急了。
母亲晚年，一度从二哥家到我家来住。她虽然体胖，却每天都能上下五层楼，到附近街上活动。她那跟陌生人说话的旧习不改。街角有个从工厂退休后，摆摊修鞋的师傅，她也不修鞋，走去跟人家说话，那师傅就一定请她坐到小凳上聊，结果从那师傅摊上的一个古旧的顶针，俩人越聊越近；原来，那清末的大铜顶针是那师傅的姥姥传给他母亲的，而我姥姥恰也传给了我母亲一个类似的顶针；聊到最后的结果，是那丧母的师傅认了我母亲为干妈，而我母亲也就把他带到我家，俨然亲子相待，邻居们惊讶不置，我和爱人孩子开始也觉得母亲多事，但跟那位干老哥相处久了，体味到了一派人间淳朴的真情，也就都感谢母亲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盈的乐趣。
母亲八十四岁谢世，算得高寿了。不仅是父亲，许多有社会经验的人谆谆告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实在是不仅在理论上颠扑不破，因不慎与陌生人主动说了话或被陌生人引逗得有所交谈，从而引发出麻烦、纠缠、纠纷、骚扰乃至于悲剧、惨剧、闹剧、怪剧的实际例证，太多太多。但母亲八十四年的人生经历里，竟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与陌生人说话而遭致的损失，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还是证明着即使是凶恶的陌生人，遭逢到我母亲那样的说话者，其人性中哪怕还有萤火般的善，也会被煽亮？
父母都去世多年了。母亲与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时浮现在心中，浸润出丝丝缕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处事，却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而戒心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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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陌生人说话（2）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到男女声二重唱的悠扬歌声，唱的是一首我青年时代最爱哼吟的《深深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歌声迅速在我心里结出一张蛛网，把我平时隐藏在心底的忧郁像小虫般捕粘在了上面，瑟瑟抖动。走近歌唱者，发现是一对中年盲人。那男士手里，捧着一只大搪瓷缸，不断有过路的人往里面投钱。我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站住，想等他们唱完最后一句再给他们投钱。他们唱完，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需要啊！〃那女士也应声说：〃先生，随便跟我们说句什么吧！〃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再不能动。心里涌出层层温热的波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慈蔼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我意识到，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间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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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班主任》的回忆（1）
由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613页，由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 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 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800 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 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 年生）1977 年11 月发表的《班主任》。
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刘心武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 年11 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 年6 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的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 月第一版）
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出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 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儿；（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 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 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1959 年从北京六十五中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习，1961年至1976 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但我1974 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雅克萨》，写清朝抗俄的，这是那时很时髦的题材，后来好多出版社都出了该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责编的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