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收起了笑容并清了清嗓子。他忽然紧张起来，决定架起二郎腿。“那是，嗯，怎么说呢，是个死刑案。”
“死刑案？”古德曼重复着。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反对死刑。”
“我们就不反对吗，霍尔先生？我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处理过二十来件这种该死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卷入这样的事？”
“我读过你的书。我只想尽点力。”
古德曼又一次合上了卷宗，倚着桌子。两张纸滑落到地板上。“你太年轻，也太嫩了。”
“或许我会使你吃惊。”
“听着，霍尔，这可不是在救济所里开导酒鬼。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压力会极大，孩子，这可不是好玩的。”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看着古德曼，眼睛一眨也不眨。附近有个电话在响，他们都没理会。
“是个什么案子？你为库贝事务所找到了一个新客户？”古德曼问。
“凯霍尔案，”亚当艰难地说道。
古德曼摇摇头，用力地拉了拉他的领结。“萨姆·凯霍尔刚解雇了我们。第五巡回法院上星期作出裁决，他确实有权结束我们的代理。”
“我读过那个裁决意见，知道第五巡回法院说了些什么。那人需要个律师。”
“不，他不需要。在三个月内有没有律师他都得死。坦率地说，这辈子不用再跟他打交道让我松了口气。”
“他需要个律师，”亚当重复着。
“他自己代表自己，凭良心说，他还真他妈的不错。打印他自己的申诉和答辩状，自己进行研究。我听说他还在给死回牢的伙伴儿出主意，当然只限于白人了。”
“我研究过他的全部档案。”
E．加纳·古德曼慢慢转动着他的眼镜，考虑着。“那可是半吨纸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案子吸引着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我读了所有关于这个人的文字材料。刚才你曾问我为什么选择库贝事务所，怎么说呢，实情是我想承办凯霍尔的案子。我相信事务所是为了公益才受理它，对么，有八年了吧？”
“七年，可像二十年似的。与凯霍尔先生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
“可以理解，是吗？我是说他几乎被单独监禁了十年。”
“别跟我讲监狱的生活，霍尔先生。你见过监狱内部是什么样吗？”
“没有。”
“我见过，我去过六个州的死囚牢。我还被萨姆·凯霍尔臭骂过，当时他被镣铐拴在椅子上。他可不是个可爱的人。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他恨所有的人。你要是碰上他他也恨你。”
“不见得吧。”
“你是个律师，霍尔先生。他恨律师比恨黑人和犹太人更甚。将近十年来他面对死亡，他自认为是律师阴谋的牺牲品。见鬼，两年来他一直试图解雇我们。这个事务所花了超过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时间就是争取让他活着，但他考虑得更多的却是解雇我们。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大老远地跑到帕契曼他却不肯见我们。他是个疯子，霍尔先生，给你自己另找个项目，比方受虐待的儿童或者别的什么。”
“不，谢谢。我的兴趣在于死刑案例，而且我有点摆脱不了萨姆·凯霍尔的故事。”
古德曼小心地把眼镜架回鼻子尖上，慢慢地把双脚移到桌子角上，双手在浆得笔挺的衬衫上十指交叉。“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对萨姆·凯霍尔如此着迷吗？”
“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极具诱惑的案子吗？三K党、人权运动、爆炸、饱受折磨的地方，其背景又是美国历史上那么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像是在古代，可实际上却是在二十五年前。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
天花板上的风扇在他的头顶慢慢地转着，一分钟过去了。
古德曼把他的脚放回到地板上，用肘支着桌子。“霍尔先生，我赞赏你对公益事业的兴趣，我向你保证会有很多事情可做。但你需要另找个项目。这不是模拟法庭上的竞争。”
“我也不是个法学院的学生。”
“萨姆·凯霍尔已经有效地结束了我们的服务，霍尔先生。你似乎还没搞明白。”
“我希望有机会见到他。”
“干什么？”
“我想说服他允许我代理他。”
“真的吗？”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站起来灵巧地绕过成堆的卷宗走向窗口。又是一次深呼吸。古德曼看着，等着。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古德曼先生。除了埃米特·威科夫之外没人知道这秘密，我是不得已才告诉他的。你一定要保密，行吗？”
“我在听。”
“就是说你答应了？”
“是的，我答应了，”古德曼说得很慢，咬着烟斗柄。
亚当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向外看了一眼，看见密执安湖上的一只帆船。他极快地说：“我和萨姆·凯霍尔是亲戚。”
古德曼并没退缩。“我说呢。什么亲戚？”
“他有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他在父亲因爆炸而被捕之后带着耻辱离开了密西西比。他逃到加利福尼亚，改了名字，试图忘记过去。可是这段家族的往事一直折磨着他。他的父亲一九八一年被判有罪之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古德曼坐在椅子边上。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
古德曼犹豫了一下。“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是的，我在快满十七岁时才知道。我们埋葬父亲之后姑姑告诉了我。”
“哇。”
“你保证不说出去。”
“当然。”古德曼把屁股挪到了桌子的边上，并把脚放在了椅子上。他凝望着百叶窗问：“萨姆知道吗？”
“不。我出生在密西西比的福特县，一个叫克兰顿的镇子。我当时的名字叫艾伦·凯霍尔，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密西西比。我的父母从不提起那个地方。我母亲相信，从那天起直到她写信通知狱中的萨姆他的儿子死了，埃迪和萨姆始终都没有联系过。他也不曾回信。”
“该死，该死，该死，”古德曼喃喃地说。
“还有好多，古德曼先生。这是个病态的家庭。”
“不是你的错。”
“听我的母亲说，萨姆的父亲曾是个活跃的三K党成员，参与过私刑处死那种事。所以我的血统非常差。”
“你的父亲不是那样。”
“我父亲是自杀的。细节就不说了，不过是我发现的尸体，并且在我母亲和妹妹回来之前收拾干净了一切。”
“当时你是十七岁？”
“几乎十七了，那是一九八一年，九年前。我的姑姑，埃迪的姐姐，告诉我真相之后，我开始对萨姆·凯霍尔肮脏的历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挖掘旧的报纸杂志上的报道，那上面有不少材料。我读了三次审判的全部记录，研究了受理上诉的决定。上法学院时我就研究了这个事务所对萨姆·凯霍尔的代理情况。你和华莱士·泰纳的工作堪称典范。”
“非常高兴能得到你的认可。”
“我读过第八修正案和死刑诉讼的成百本书和上千篇文章，其中有你四本书，我没说错吧，以及许多文章。我知道我是个新手，但我的研究无懈可击。”
“那么你认为萨姆将信任你，让你作他的律师？”
“我不知道。但不管我喜欢与否，他是我的祖父，我必须去见他。”
“以前没接触过？”
“没有，我是三岁的时候离开的，完全不记得他。数不清多少次我想给他写信，但从来没写成过。我说不出为什么。”
“可以理解。”
“没什么可理解的，古德曼先生。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一直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我上了法学院，因为我感觉到有一种模糊的召唤要我去帮助社会。有人需要我，我猜想那个人就是我疯狂的祖父。有四家单位请我去工作，我选择了这家事务所，因为它有勇气免费代理我祖父。”
“你应该在我们聘用你之前就把这些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明白。可谁也没有问过是否我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一名客户。”
“你该说点什么。”
“他们会不会解聘我？”
“我说不准。过去的九个月你都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每周工作九十个小时，睡在办公室，吃在图书馆，为了律师资格考试拼命啃书本。你知道的，这就是你们为我们新手设计的训练课程。”
“很可笑，是吗？”
“我还算顽强。”亚当把百叶窗拨开个缝隙以便更好地看看湖上的景致。古德曼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打开百叶窗？”亚当问，“这么棒的景色。”
“我以前看过。”
“我愿为这样的景色去死。我的小房间一扇窗户都没有。”
“努力地工作，更努力地挣钱，有一天这一切都是你的。”
“不会是我的。”
“要离开我们，霍尔先生？”
“也许，迟早会。不过这是我的又一个秘密，知道吗？我计划用两年时间狠狠地一搏，然后就走人。没准自己开业，在那儿也不用按钟点办事。我想干些公益工作，有些像你。”
“就是说才过九个月你就已经不对库贝事务所抱任何幻想了。”
“还没有，但是我会的。我不想把我的一生耗费在代理有钱的无赖和反复无常的公司上面。”
“那么你肯定来错了地方。”
亚当离开了窗户走到桌旁。他俯视着古德曼。“我是来错了地方，因此我要求调动。威科夫会同意送我到咱们在孟菲斯的小办事处呆几个月，所以我可以为凯霍尔的案子做些事。类似于一种休假，当然是带全薪的。”
“还有吗？”
“差不多就是这些。这件事会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