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职业习惯保持着礼貌，不过总是急着离开他的办公室。
记者们知道了，库利面色沉重地警告他。他们知道了萨姆和亚当之间的祖孙关系，他不能肯定他们是如何得知的，但肯定不是从他那儿知道的。他谁也没说过，除了，当然，在话已经传出去之后，他才被迫在午餐前把合伙律师们和助手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这个消息。
已经快五点了，亚当还关着门坐在桌旁，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律师、助理律师以及其他有薪水的员工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声音。他决定不去理睬那家电视台的记者，但拨了《孟菲斯报》托德·马克斯的号码。录音机的留言指导他通过神奇的声音邮递，两分钟后马克斯先生拿起他的五位数字的电话分机，急匆匆地说：“托德·马克斯。”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十来岁的少年。
“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亚当·霍尔。你留话叫我打电话给你。”
“是的，霍尔先生，”马克斯滔滔不绝起来，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友善并且不再匆忙，“多谢打电话来。我，呢，我们，呃，听说了一个有关你接手办理萨姆·凯霍尔案子的谣言，呃，正在设法把它调查清楚。”
“我代理凯霍尔先生，”亚当斟酌着字眼说。
“对，我们听说了。而且，呃，你来自芝加哥？”
“我是来自芝加哥。”
“我知道了。那你，呃，是怎么接到这件案子的呢？”
“我们事务所已经代理萨姆·凯霍尔七年了。”
“是的，没错。不过他不是在最近解雇你们了吗？”
“他是解雇过。但现在他重新雇用了我们事务所。”亚当可以听见马克斯把他的话输入电脑时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一个语言，我想，只是一个谣言，说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你从哪儿听说的？”
“啊，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渠道，而且我们得保护这些渠道。确实不能告诉你消息从哪儿来的，你应当明白的。”
“是啊，我明白。”亚当深吸了一口气，让马克斯等了一分钟。“你现在在哪儿？”
“在报社。”
“报社在哪儿？我不熟悉这个城市。”
“你在哪儿？”马克斯问道。
“闹市区，在我们办公室。”
“我离得不远，十分钟就可以到你那儿。”
“不，不能在这儿。咱们另找地方见面，找个安静的小酒吧。”
“好。离你三个街区的联合街上有个皮博迪饭店，饭店大厅旁有个不错的酒吧，叫做马拉兹。”
“我十五分钟后到。就我和你两人，好吗？”
“没问题。”
亚当挂了电话。萨姆的协议里有一段是为防止他的律师向记者发表谈话而写进去的，但其言辞含混，有失严谨。在这一条款中有一处重大漏洞，任何律师都可以乘机钻空子，不过亚当倒并不想冒这个险。虽说经过两次探访，他的祖父在他眼里仍旧只是一个谜。萨姆不喜欢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再解雇一个，即便是他的亲孙子也不例外。
疲惫不堪的年轻专业人员在开车返回郊区之前往往需要喝上几杯，马拉兹酒吧很快就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住在孟菲斯闹市区的人其实很少，因而银行职员们和经纪人们就聚到这儿或者其他无数的酒吧里，大喝绿瓶装的啤酒或者小口啜饮瑞典产伏特加。他们或沿着吧台排成一溜，或围小桌而坐，探讨市场走向，争论未来的贷款基本利率。这是个时髦的地方，有真砖的墙面和实木的地板。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盘的鸡翅和火腿包鸡肝。
亚当看到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拿记事簿的年轻人。他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便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托德·马克斯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长发及肩。他态度热诚，似乎有点紧张他们点了海尼根啤酒。
记事簿摊放在桌上，就等动手记录了，亚当决定掌握主动。“我有几条基本规则，”他说，“第一，我说的话一律不能公开。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引用我的话。同意吗？”
马克斯耸耸肩，似乎表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他原来的想法，但还是可以接受。“好的，”他说。
“我想你把这叫做深层背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就是这么叫的。”
“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不会很多。我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对情况有个正确了解，懂吗？”
“很公平。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你的祖父？”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当事人，他指示我不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你不能引述我的话。我在这儿可以做的只是确认或否认。仅此而已。”
“那好。他是你的祖父吗？”
“是。”
马克斯深吸一口气，玩味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无疑可以引出一篇非凡的报道。他都可以想见那大字标题。
随后，他意识到应当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你的父亲是谁？”
“我父亲去世了。”
停顿良久。“是这样。那么说萨姆是你母亲的父亲？”
“不，萨姆是我父亲的父亲。”
“好。为什么你用不同的姓呢？”
“因为我父亲改了姓。”
“为什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们家庭的背景情况。”
“你是在克兰顿长大的吗？”
“不是。我在那儿出生，但三岁就离开了。我父母迁到加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在萨姆·凯霍尔身边？”
“不是。”
“你以前知道他吗？”
“我昨天才见到他。”
马克斯考虑着下一个问题，幸亏这时啤酒送上来了。他俩一齐闷头喝起酒来。
他望着自己的记事簿，草草写了些什么，然后问：“你在库贝法律事务所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萨姆·凯霍尔的案子你受理多久了？”
“一天半。”
他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注视着亚当，仿佛在等待他作出解释。“瞧，呃，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
“好吧，亚当。这里面似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你能帮一下忙吗？”
“不行。”
“好吧。我看到有报纸说凯霍尔最近解雇了库贝法律事务所。此事发生时你在办这件案子吗？”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办理这件案子一天半。”
“你第一次去死监是什么时候？”
“昨天。”
“他知道你要来吗？”
“我不想谈这个。”
“为什么不想？”
“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不准备讨论我去探死监的事。我只确认或否认那些你在别处能核实的事情。”
“萨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不想讨论有关家庭的事情。我确信你们的报纸以前对此做过披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可以去查查。”
又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接着又久久地望着记事簿。“八月八日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讲。我不愿随便猜测。”
“不过以前的所有上诉都得以通过了，不是吗？”
“也许是。就算我是得到了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吧。”
“州长可以准予从宽处理吗？”
“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
“不太可能。你得去问他。”
“你的当事人在行刑前会接受采访吗？”
“我怀疑。”
亚当瞟一眼手表，仿佛突然间要去赶飞机。“还有别的事吗？”他问，把啤酒一饮而尽。
马克斯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以后咱们还能再谈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事了。如果你把我们家的事扯上，那就免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可外传的家丑了。”
“无可奉告。”亚当站起身，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握手时他说。
“多谢。我会给你打电话。”
亚当快步走过酒吧中的人群，消失在饭店大厅外面。
……
十六
在强加于死监犯人的所有那些愚蠢、苛刻的监规之中最让萨姆恼火的便是那条“五英寸规定”。这一小本堂而皇之的监规对死监犯人在其囚室可以拥有的法律文件的数量进行了限制。规定要求文件摞在一起压紧后的厚度不得超过五英寸。萨姆的文件和其他犯人并无太大区别，然而经过九年的上诉战之后他累积的材料已经有满满一大纸箱。在这条五英寸规定的限制下他还怎么能进行得了分析研究和准备呢？
四下挥舞着码尺就像个乐队指挥似的帕克曾经几次进入萨姆的囚室，仔细用尺丈量文件。萨姆每次都超标，据帕克的估计，有一次被逮住时萨姆的文件竟有二十一英寸之厚。帕克每次都就此写一份违规报告，于是就有更多的文书档案材料进入了萨姆的档案。萨姆时常想是否他在中央行政办公楼中的档案也超过五英寸了呢。他希望如此。不过谁会在意呢？他们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有九年半之久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命以便有朝一日再要了这条命。除此之外他们对他还能做什么呢？
每次帕克都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他的文件进行精简。萨姆通常寄几英寸的文件给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兄弟。有几次他也曾并非情愿地给E．加纳·古德曼寄过一两英寸。
眼下他的文件大约有十二英寸多，同时还在垫子下面放着高级法院最近的一份薄薄的案例汇编。他又把两英寸寄放在隔壁汉克·亨肖的书架上由他保管。此外他还有大约三英寸寄存在另一个邻居古利特的文件堆里。萨姆替亨肖和古利特审阅所有的文件和信件。亨肖由家人花钱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