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事实。”
“你他妈的知道什么是事实？一年前你还在学校，还整天穿着条褪色牛仔裤和你那些充满幻想的伙伴们在高兴的时候喝啤酒。你还没有生活过，孩子，别对我说什么是事实。”
“所以你希望尽快把非洲裔美国人处死？”
“不是个坏主意。实际上那伙流氓多数都想进毒气室。”
“我相信在死监里这是少数的意见。”
“你可以这么说。”
“而你，当然，是不同的，并且不属于这里。”
“对，我不属于这里。我是个政治犯，我是被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送进来的。”
“我们能否讨论一下你是否有罪？”
“不。但是我没干过陪审团加给我的罪名。”
“那么说你有一个同案犯，是另一个人放的炸弹？”
萨姆用他的中指搓着他前额深深的皱纹，像是在冥思苦想什么。不，他是突然深陷到一种拖延时间的沉思中。会议室比他的牢房要凉快得多。谈话漫无目的，但总是在和一个人谈话，而不是和警卫或隔壁看不见的难友说话。他要尽量地拖延，使这次谈话越长越好。
亚当研究着他的笔记，准备着下边该说什么。他们随便地聊了二十分钟，东拉西扯，没什么明确的方向。他决定在临走前一定要把他们的家族史挑明。但他不知从何开始。
又过了几分钟，谁也不看谁。萨姆又点燃了一支蒙特克莱。
“你为什么烟抽得这么凶？”亚当终于开口了。
“我情愿死于肺癌。这是死监里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一天多少盒？”
“三到四盒。”
又过了一分钟。萨姆不紧不慢地抽完他的烟，和蔼地问：“你在哪儿上的学？”
“法学院在密执安。大学在佩珀代因。”
“那是在什么地方？”
“加利福尼亚。”
“你是在那儿长大的吗？”
“是。”
“多少个州有死刑？”
“三十八个州。虽说多数并不实行。似乎只在南方比较流行，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
“你知道我们尊敬的州议会修改了法律。现在我们可以死于致命的一针。这样就更人道了。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不会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判决是在几年前。我得去吸毒气。”
“也许不会。”
“你是二十六岁？”
“是。”
“一九六四年生的。”
“对的。”
萨姆从烟盒里又拿出一支烟，在台子上磕了几下。“在什么地方出生？”
“孟菲斯，”亚当没有看他。
“你不懂，孩子。这个州需要来一次死刑，而我恰好是最近的一个牺牲品。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处死人就像杀个苍蝇一样，而我们这个州的良民百姓们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小小毒气室至今没有被使用。暴力罪行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企盼死刑。那会让他们感觉好些，好像司法系统正在努力消除谋杀案件。政客们在竞选时许下诺言，要建更多的监狱，实行更严厉的刑法和更多的死刑。这也是为什么那帮杰克逊的小丑们表决通过以致命注射方式处决。那应该是更人道，更不使人反感，因而更容易实行。你明白吗？”
亚当微微点点头。
“现在是该执行死刑的时候了，我的劫数就要到了。所以他们玩命地赶，你阻止不了他们。”
“我们总可以试试。我要争取这个机会。”
萨姆终于点燃了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从两唇之间的小缝中徐徐吐出。他用双肘支撑着将身子微微向前探了一点，从隔板的窗口中向外凝视着。“你从加利福尼亚的哪一部分来？”
“南洛杉矶。”亚当瞥了一眼那双锐利的眼睛，移开了目光。
“你的家还在那里？”
一阵轻微的痛苦在他的前胸扩散，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萨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喷出一口烟。
“我父亲死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抖，并向椅子里缩了缩。
长长的一分钟过去了，萨姆安稳地坐在他的椅子边上。最后他问：“你的母亲呢？”
“她住在波特兰，又嫁人了。”
“你的妹妹在哪儿？”他问。
亚当闭上眼睛垂下头。“她在上大学，”他喃喃地说。
“我想她是叫卡门，对吗？”萨姆柔声问。
亚当点点头。“你怎么知道的？”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萨姆从隔板前退回，缩进那张金属折叠椅里。手里的烟头掉在地板上，他看也没看。“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而严厉。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
“声音。你的声音像你的父亲。你为什么来这儿？”
“埃迪送我来的。”
他们的目光匆匆相遇，这次是萨姆先移开了。他慢慢向前探了一下，把双肘放在两个膝盖上。他凝视着地上的某一点，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然后他用右手捂住了眼睛。
……
十
菲利普·奈菲已经六十三岁了，还有十九个月退休。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作为一个主管在州监狱服务了二十七年。在他任内已熬过了六任州长、成百的州立法委员、上千件囚犯提起的诉讼、数不清的联邦法院的干预，以及他自己都记不清的死刑。
典狱长，他愿意别人这么称呼他（虽然这个官衔在密西西比州法典的正式术语中并不存在），是一位纯血统的黎巴嫩人，父母是二十年代的移民，定居在三角洲。他们在克拉克斯代尔开了一间小杂货店，而他的母亲也以她自己做的黎巴嫩甜点而小有名气。他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到外州上大学，回来后，由于早已忘记了的原因，他跻身于司法部门。
他讨厌死刑。他可以理解社会对于死刑的渴望，很久以前他还可以记住所有关于其必要性的贫乏理由。比如说它是一种威慑力，它消灭了杀人者，它是最终的判决，它是圣经意志的体现，它是对公众因果报应心理的满足，它可以解除受害者家庭极度的痛苦。迫不得已时，他会像任何一位原告一样巧言相辩。实际上他自己只相信其中的一两条。
但是实际处死人的责任是他的，他鄙视他职责中这可怕的一面。他奈菲必须陪着被判有罪的犯人从牢房走到所谓的隔离室，在那儿度过死前最后的时间。他奈菲必须领着他进入隔壁的毒气室，指导刽子手把犯人的腿、手臂和头都用皮带固定好。“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在二十七年中他曾这样问过二十二遍。他有责任告诉看守锁上毒气室的门，他有责任向刽子手点头示意，好让他拉下拉杆把致命的毒气放进去。头两个犯人处死时他是看着他们的脸直到他们死，后来他决定还是看着毒气室后边那间小屋里的见证人的脸。他必须去挑选见证人。他必须做上百件列在如何合法地杀死死囚犯的手册上的事项，包括宣布死亡，把尸体从毒气室搬走，并喷洒除去死者衣服上的毒气的药物，等等等等。
他曾在杰克逊的州立法委员会作过一次证，讲他对于死刑的意见。他有更好的主意，他解释给那些聋子们听，他的计划是把判了刑的杀人犯严密地关押在加严管制区里，使他们不能再去杀人，也无法逃跑，而且一辈子也不让他们有资格获得假释。他们最终将死在死监里，但不是死在州政府的手中。
这次作证在报纸上成了大标题而且他本人几乎被炒了鱿鱼。
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一边用手指梳理着浓密的灰白头发一边想着，眼睛看着最新的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意见。卢卡斯·曼坐在桌子对面等待着。
“四个星期，”奈菲说，把意见放在一边，“还有多少可申诉的？”他从容而缓慢地问。
“到了通常说的垂死挣扎了，”曼回答。
“这裁决书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今天一早。萨姆将会上诉最高法院，他们也许不会理会。这将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你的意见呢，顾问？”
“对他有利的辩护理由全都提过了。我看他在四个星期内是否会被处决的问题上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那可是不少。”
“我有预感这回他可能没机会了。”
在死刑这一轮盘赌的无止境运转中，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几乎就等于确定了。运作程序就要开始启动。每一步的程序都要经过磋商。在没完没了的多少年的上诉和延期之后，最后四个星期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你和萨姆谈过吗？”典狱长问。
“简要谈了。我今天早晨给了他一份裁决书副本。”
“加纳·古德曼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要送一个年轻的助手来和萨姆谈谈。你过问这件事了吗？”
“我和加纳谈过，也和那助手谈过。他的名字叫亚当·霍尔，我们在这儿说话时他正在和萨姆会见。那应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见。萨姆是他的祖父。”
“他的什么！”
“你听见我的话了。萨姆·凯霍尔是亚当·霍尔的爷爷。我们昨天做了些有关亚当·霍尔的常规背景调查，发现了几点不明确之处。我给杰克逊的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弄到了一大堆有关材料。今天早晨我和他对证，他承认了。我想他并不打算隐瞒。”
“可是他们的姓不一样啊。”
“说来话长。从亚当会走路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萨姆因为炸弹事件被捕后他的父亲就从这个州消失了。他迁往西部，改名换姓，四处飘泊，工作时有时无，似乎是个真正的失败者，一九八一年自杀。不管怎么说，亚当进了大学，成绩优异。在最好的十所大学之一的密执安上的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的编辑。在我们的搭档库贝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今天早晨他出现在这里和他的祖父团聚。”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