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的钱玩最多的地方，节目定位基本上是穷人如何过富人的生活。王石显然上错了节目，他发现自己成了负面例子。——在现实生活中，穷人与富人的界限很明显，前者衣食有忧，后者衣食无忧，王石当然是后者。
但富人并不都是值得羡慕的对象，有数据表示，财富与幸福和快乐并不成绝对的正比。从终极目标上讲，人们羡慕的是快乐和幸福的人，而不是绝对的有钱人。王石作为富人，对自己的财富选择了最快乐的处理方式。他不缺钱，同时又很快乐，这是王石显得最时尚的地方。
王石的朋友秦朔曾经和他聊到如今房地产行业里很多做策划的人，赚了不少的钱，问王石有没有想过也去尝试一下，王石说：“我退休后还愁这个？既然你是一棵摇钱树，就没必要为自己将来的财务发愁。”在财富观上，王石把自己定位成摇钱树，而不是一个守财奴。他曾经可以做一个地道的老板，可以把万科变成王氏企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做了一个高级打工者。这是王石的潇洒，也是他的聪明。在这种前提下，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在于他的个人价值，而不是财富的累积量。做一个地主时尚还是做一个才子时尚？答案不言而喻。
对于王石的“有闲”，大概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如果不是有闲，他大概也不会有时尚人物这个头衔。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爱好总是伴随着时间耗费的奢侈成本，换另一个企业家，断然不敢有这样的洒脱。但王石的有闲，不是做了寓公，也不是待在办公室发呆。他的“有闲”，是一种主动性甚强的“有闲”。我不妨列一份某年某月王石的行程表：
1日，办公室上班；
2日，10：45从深圳赴香港与华润高层会晤；晚上从香港飞新西兰奥克兰；
3日～7日，新西兰商旅；
8日，10：05从奥克兰飞香港；晚抵香港；
9日，中城联盟万科人力资源开放日开班讲话；
10日，9：30从深圳飞北京；下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晚上赴北大出席教师节活动；
11日，10：40从北京飞郑州；当天从郑州乘车赴林县；
12日～13日，林县飞伞；13日返回郑州；
14日，从郑州乘车赴西安；拜会陕西省有关领导；
15日，9：00从西安飞沈阳；下午乘机赴平壤；
16～18日，北朝鲜考察；
18日，下午抵达沈阳；当天返回深圳；
20日，上午出席公司欢乐足球赛和足球联赛；晚上出席集团深圳庆祝活动；
21日，上午9：30从深圳飞北京；下午接受《金融时报》专访；
22日，上午接受《时尚》、《东方卫视》专访；下午出席公司媒体新闻发布会；晚上出席企业家庆典中国会晚宴；
23日，出席公司北京庆典论坛及晚宴；
24日，上午10：10乘机赴巴黎，进行为期15日的法国、北欧考察活动。
稍微总结一下能够看得出来，王石并没有闲着，但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间的确屈指可数，没有一副为企业鞠躬尽瘁的模样，他更多是在做一些外围的工作：采访、接见客人、出席各类活动。而且在这些密集的安排中，他仍然要抽出一天去飞伞，显得很放松。
但万科又的确是在良性地运作着，股票节节飙升。王石说自己现在几乎一年只有1/3的时间在深圳，但每次回去，坐到自己的办公椅里，面对企业的大小事务，决然不会有一点陌生感。王石的“有闲”，是一种放风筝式的悠闲状态，是一个企业家收放自如的良好弹性。王石在企业具体事务的“有闲”，为他个人爱好的“不闲”提供了最大的时间和空间。但一直有人对他这么有闲报以怀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含辛茹苦、奉献，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超过8小时，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企业家最好的诠释。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讲求的正是以量求胜。王石的做法，恰好逆习惯而行，所以不断有人认为他的“闲”要么是大权旁落，要么是万科股份结构松散，没有极权大股东的压力或者根本是王石个人股份太低而没有太大压力所致。王石对这种问题向来嗤之以鼻：“真是荒唐。如果我像那些在公司有50％或者以上股权的人，我会玩得更爽。只有那些死待在公司，公司还做不好的人，才会说这种话，因为他们水平不够。我认为我对公司最负责的就是自己玩得好，公司也做得好。这就是水平，绝对与股票多少没有关系。企业家绝对不能把结果当成了手段，结果当然是‘把企业搞好’，可是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了手段，把搞好企业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生活目标，所以工作就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也有说法认为王石这么“闲”是没有责任心的表现，对公司股东不负责，对家庭不负责。王石回答得很无奈：“只有中国记者不断质问我，你攀登珠峰是不是对股东不负责？中国有一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那岂止对股东不负责，对父母、老婆、孩子、朋友都不负责。你们看我像不负责的人吗？其实大家都错了，‘父母在，不远游’后面还有一句：‘游者必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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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时尚（3）
工作不是“游者有方”的王石的全部生活，他这么想也这么做到了，这几乎是所有打工一族的梦想。工作如果是一个人的全部，注定了他（她）生活的匆忙而没有质量，只有辛劳生活，没有品质生活。王石对时尚生活的贡献，是他以自身的例子提供了一个范例，起码，是提供了一个目标：工作从无闲到有闲，给生活留出其他内容的空间。
也许应该说说王石的办公室。王石的办公室显得比一般的办公室要凌乱一些，大概是东西太多太杂，工作人员也无法清理整齐。王石的一些户外用品摊摆在地上，办公桌上除了电脑、书，还有摄影包，林林总总，如果每一样东西每天可以占用王石1～2小时的时间，那么他真的整天都可以很充实。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书，大凡企业家办公室的书架，要么是管理书籍，要么干脆是些文件夹，王石的书架上更多的是一些小说和随笔类的书，乍眼一看，以为是某家庭或某文学爱好者的书籍摆放处。王石曾经在网上列出自己的购书清单：（1）《中日居住文化》；（2）《房龙讲述地理的故事》；（3）《城市经济学》；（4）《建筑的故事》；（5）《支持型经济》；（6）《社会学与人类学》；（7）《现代社会学伦理》；（8）《风险社会》；（9）《世界风险社会》；（10）《美国同情心的悲剧》；（11）《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12）《破坏性的一代》；（13）《权利的成本》；（14）《控诉帝国》；（15）《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16）《死亡文化史》；（17）《郑和研究百年论文》；（18）《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这是2004年8月王石在北京万圣书园的购买记录，在这些书中，他首先选择看了《中日居住文化》、《风险社会》、《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和《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然后他推荐别人看的是《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
有一年，他与深圳的一群媒体老总到法国考察，那是一次几乎等同于休闲旅游的所谓考察，大家心情放松，尽情享受欧洲的阳光，一路聊着天。那种状态对王石来说是最放松的，和一群自己行业外的人在一起，可以天南地北地聊天，可以不过大脑地说笑。那次王石说了很多话，他和同行的人尽情地说自己以前看过的外国文学，列出长串的书目，媒体的人都很惊诧，一个浸泡在商业圈里的人怎么可能读过那么多的书？而且是极为文学性的书，没有一种浪漫的心境，没有一种文艺的心思，是没有耐心把那些书读完的。王石告诉他们，这些书都是在很年少的时候就看了。
后来经王石的推荐，大家一起去了科西嘉岛，这是王石很心仪的一个岛。他告诉同行的人，因为这是拿破仑的故乡，拿破仑是王石很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而更重要的是，梅里美笔下的高龙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王石告诉他们，“那个故事写得真好啊，读起来像潺潺的溪水。”
我问王石：“把一种阅读的感觉比喻成潺潺溪水，你不觉得你还是很有文艺青年的小情怀？”
他说：“一点点吧。”
2000年，美国人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曾经定位一类人为BOBOS（波波族）：高学历背景，激进的实验精神，反叛传统，“认真地玩乐”，以及最核心的素质——运用知识将创意和热情转化为产品。波波族的一个“BO”是布尔乔亚，另一个“BO”是波希米亚，布鲁克斯描述的BOBOS喝卡布其诺，衣着轻松，驾驶SUR越野车，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充满内涵的苦难旅行，读亚里士多德，管理着公司。钱也许是工作的副产品，可以讲黄色笑话，但绝不能说种族笑话。——这显然是王石的写照。2003年，当BOBOS概念进入中国时，媒体对应美国著名的波波族——甲骨文公司的总裁，美洲杯帆船赛冠军拉里·埃里森，将王石称为中国最典型的波波族。王石与拉里·埃里森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掌管一家著名大公司，个人生活超乎想象地丰富多彩。大卫·布鲁克斯在《天堂里的波波族》里写道：“一个成功的咖啡馆老板得到的尊敬，要超过拥有6个大超市的商业巨头。”——王石显然深谙此道，在文化内涵的丰富和金钱累积的单薄之间，他要的是前者的综合价值。
用一个概念去定位一群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牵强，王石个人经历自有西方作者难以概括到的成分。对于中国人而言，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都缺乏历史的渊源和生存的土壤，但正因为这一点，王石的突破就显得更有价值。
王石从不理会什么波波族的划分，他给自己的贴牌是“中产阶级”。王石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