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各自的系统走向成功，然后又走向失败。
古希腊有两百多个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它们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这两个城邦为代表的社会精神被学术界认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之一。
斯巴达以军事立国。斯巴达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不断地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夺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们变成奴隶或其他形式的被压迫者。斯巴达的面积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大，这就是对它如此执著于军事事业的回报。斯巴达俨然是一座军营，这个城邦的教育系统以及文化系统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与战士。
在斯巴达，国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教育和私生活。斯巴达人虽然享有统治者的殊荣，但他们本人属于国家所有，是国家的工具。他们必须学会为国牺牲，成为国家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抛弃一切的私人利益、感情、志趣和享乐，终生过着严酷的军营生活。
斯巴达的儿童属于国家。婴儿出生后，先由长老进行检查，体格健壮者留下抚养，体弱者则弃之山野。自七岁起即离开家庭，由政府负责教育训练。儿童早期教育要训练他们能够忍受痛苦、贫困，这一阶段注重发展他们平等的感情、友爱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被迫忍受缺衣少食的痛苦，学会抢夺、追捕，甚至偷窃。常遭鞭打和其他残酷惩罚、做苦工等，以锻炼其韧性、毅力。从18岁起，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经常伏击奴隶，作为战争演习。到20岁，青年要向国家宣誓，开始服兵役，直到60岁。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斯巴人适应环境的产物，斯巴达地区依靠农业，而农业需要大量的奴隶来工作，当时斯巴达境内的奴隶主要是被斯巴达人压迫的希洛人。为了不断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成为专事战争的军事集团。这种制度在实现公民内部统一和培养优秀的军人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消灭了内部的党争，减少了内耗，实现了几百年的政治稳定，也锤炼出了一支强大、精锐的军队。在希腊世界的竞争中斯巴达也曾经赢得辉煌的胜利，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最终挫败了雅典联军，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
但是，这种胜利并不长久，斯巴达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体系的腐朽与衰败。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斯巴达实质性的虚弱。斯巴达的军事力量是以牺牲公民的个人幸福、欢乐与自由为代价的。为了保证公民士兵般的生活方式不受到其他享乐性生活方式的感染，斯巴达曾经禁止公民与异邦接触。在斯巴达成为霸主之后，这种接触不可避免，于是直接导致公民精神的溃散。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同时以公民之间的平等为基础，一旦财产的观念渗透人心，这种制度就无法再延续。斯巴达逐渐产生的土地集中破坏了这种平等精神。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斯巴达的政治制度逐渐毁坏，最后并入罗马的版图。
而雅典精神则和斯巴达精神迥然不同。雅典的军事性比斯巴达弱很多，它的商业十分发达。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达到了顶峰。他削减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的权力。为了保证一般公民都能担任国家公职，伯里克利制定了公职津贴制，公民通过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选举来担任国家公职。
按照雅典城邦的规定，公民大会由年满20岁男性公民参加，每九天在雅典城两边的广场上召开。会上，每个公民都可以登上讲台对国家的政策和所有公职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国家的一切重大决定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表决后方能生效。在选举公职大会上，每个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是500人会议。议员由10个选区从20岁以上的公民中抽签选出的50名议员组成，任期为一年。在一年中各选区的50名议员团轮流担任一次主席团。每天早晨，主席团还要抽签选举一名议员为执行主席，任期只能为一天，不得连任。主席团和公民大会的活动就由这位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执行主席来负责。雅典由于采用抽签制度，使得每个公民都有了担任议员的机会。而且议员任期只有一年，不得延期，可以想象想利用掌握的权力来搞政治特权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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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斯巴达与雅典：两个创业故事（2）
《世界历史·古代卷》
自由与平等激发了雅典人生活的热情，希罗多德（Her·d·tus）这样评价道：“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
当时雅典公民的社会观念是自由、乐观、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为人的肉体和思维感到骄傲，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说个人要服从什么的话，他只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然而，雅典的民主制也是有着致命缺陷的，不仅由于这种民主依赖于对奴隶的剥削，也由于过于民主导致奢侈、文弱、清谈之风的蔓延。由于公民的广泛直接参政做过了头，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水平。每件事情都要经过讨论，议而不决的事情越来越多。平民群众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国家失去了有效的平衡机制，国家也失去了方向。丛日云认为：“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的无私精神和爱国热情支配着他们的政治活动，作为民众政治指导者的政治领袖廉洁、正直，具有远大眼光和非凡的才能。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而避免了它的缺陷造成的危害。但是，伯里克利去世后，一些怀有个人野心的政客成了民主派的领袖，他们惯于见风使舵，哗众取宠，把个人和党派利益置于国家之上。”同时，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优秀的公民大量死亡，长年残酷的战争生活以及随着战争而发生的大瘟疫，毁灭了雅典的财富，也侵蚀了公民的道德，败坏了社会风尚。雅典的民主精神逐渐萎靡了。
斯巴达与雅典这两种制度各有优点与缺点。斯巴达的优点在于纪律与集中，雅典的优点在于自由、民主与欢乐精神。纪律的训练能够培养一流的战士，而自由与民主却可以焕发巨大的内在动力，培养优秀的公民。但是，过于讲求纪律，使得人性被长久地压制，一旦这种人的内在需求与花花世界接触，这种纪律就会涣散。而过于自由与民主则可能导致奢侈、涣散与盲目决策，雅典在平民政治导演下的错误军事决策不在少数。
以上的2000多年前的历史片断在今天看来多么像两个创业故事，一个是强调纪律的企业，一个是强调员工自主精神的企业。这两个企业由于各自的系统走向成功，然后又走向失败。虽然世上没有永恒的事物，但是我们从中也许可以窥见文化常青的一些规律。
文化常青，既要纪律又要民主，既要严格管理又要欢乐精神。纪律与民主需要平衡；严格与欢乐需要平衡。民主不能影响到行动的速度，民主不能走向平民主义，民主仍然需要以专家和精英为主导。纪律不能妨害个人自由，不能损害个人的利益与空间。纪律不能强调员工的一味奉献，而要让员工对企业的奉献与个人所得相符。实际上就是既要发挥群众的首创作用，又要发挥精英团队的领导力与管理功能；既要在团队中创造欢乐平等气氛与家庭协作气氛，又要在团队中培养严格的纪律性、优胜劣汰的严酷性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战斗性；既要强调员工的奉献精神又要使得奉献必有所得，有功必有回报。3M公司总裁刘易斯·莱尔（Lewis Lehr）曾经表达过这种意思，他说：“如果你观察一下美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你就会感到非常精彩。另一方面，如果你去考察一下日本公司的家长制统治和严明的纪律，你也会感到精彩。有几家公司已经逐步发展成以上两者的混合体，3M就是其中之一。像3M这样的公司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工作场所了，它已经变成了类似员工的一个社区中心。”这就是斯巴达与雅典的平衡，也就是蓝血企业文化的常青模式。
第二节 西点军校的###之地（1）
“从2003年开始，万科在经营管理方面追求的目标就是西点模式。所谓西点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斯巴达（严格治理军队）＋雅典（艺术、灵活），严格纪律下的艺术。万科一直强调企业文化、人文情怀，但缺少像斯巴达那样的东西。”
企业家王石在参观美国西点军校后说，西点军校的文化是斯巴达加雅典，前者代表秩序、后者代表欢乐精神。这真是大师之见。西点不只是一所军校。它培养的人才不但在军界，而且在社会各界都是声名显赫。军界不说，在商界，军火大王亨利·杜邦、威廉·B。 富兰克林（William B。 Franklin）、曾经把西尔斯拓展为全美最大零售商的罗伯特·伍德（R·bert W··d）、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裁兰德·艾拉斯科（Rand Arask·g）等企业巨星都出身西点；在工程技术领域，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总工程师乔治·W。 戈瑟尔斯（Ge·rge G·ethals）以及蒙哥马利·C。 梅格斯（M·ntg·mery C。 Meigs）、乔治·S。 格林（Ge·rge S。 Green）这样的巨匠都是西点人；甚至在文艺界，忧郁的诗人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e）和天才的画家詹姆斯·A。 M。 惠斯勒（Jame A。 M。 Whistler）也都是西点的毕业生。在庆祝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