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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见，这件破特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反复思量，多方揣摩，还是无法明白其中奥秘。可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于摆脱，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安之感逐渐缓和，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尽管如此，我仍能看出我的伯父从此举止异常。他酗酒狂饮更甚于往日，并且更加不愿意置身于任何社交场所。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他自己的深室之内，而且室内门上还上了锁；但是他有时又象酒后发狂，从屋子里一冲而出，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什么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象绵羊似地圈禁起来。等到这阵激烈的突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心慌意乱地急急跑回房间里去，把门锁了起来，还插上门闩，好象一个内心深处渗透了恐惧的人，无颜再虚张声势地装下去那样。在这种时刻，我见到他的脸，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是冷汗涔涔、湿漉漉的，似乎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
“噢，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此事的结局吧，不能再辜负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回，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并未发现施行任何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素来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总觉得难于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过境迁。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预料您所说的这案情将是我所听到的一件最出破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挂上了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ＫＫＫ．．．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
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成一块铅似地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那末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
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审慎地检查了每一与他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祸事必将同样紧平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倏已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
我已开始抱着这种希望：灾祸业已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摇落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桔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
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
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兔子面临着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象陷入一种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见、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防范的。”
“喷！喷！〃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先生。
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挽救您的了。可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
“我去找过警察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诉说以后，仅仅付之一笑。我相信那巡官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外，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他紧握的双拳，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为什么您来找我？〃他叫道，“再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您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只是到了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了信已经整整过了两天。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我估计您除了那些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以后，掏出了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有些记得，”他说，“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的。我在我伯父的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焚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桔核之外，恐怕它对我们帮助不大。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字迹毫无疑问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下身来观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一八六九年三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桔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同时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