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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钟准时来到特劳斯的公寓。按门铃的时候，我想到刚才应该在附近停下来买点外带午餐两个人一起吃，但我忘记了杜马太太，那个来做家务的马提尼克女人。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为我们端到了二楼约翰的书房里，星期六我们吃中国菜的那个房间。我应该注意到杜马太太那天不上班的。是她的女儿，雷吉娜开门领我上楼见Monsieur约翰。我记得特劳斯说过她“模样不错”。现在我自己看到她了，不得不承认，我也觉得她非常有吸引力——一个高挑匀称的年轻女人，皮肤像乌木一样光亮，眼神敏锐而机警。当然，没穿丁字裤，乳房没有裸露，也没穿白皮靴，可这是我两天里见到的第二个二十来岁说法语的黑人女子。我发现这种重复令人不快，几乎是无法忍受。为什么雷吉娜·杜马不是个脸色难看、驼背、矮小丑陋的女孩呢？她不是玛蒂尼那样让人无法呼吸的美人，却也自有动人之处。当她打开门，友好而自信地朝我一笑时，我感觉那好像是一种谴责，来自我不安的良心深处的一声讥讽。我已经竭尽全力不去想昨天发生的事，忘记我那难堪的过失，抛到身后，但却无处可逃。玛蒂尼在雷吉娜·杜马身上现形了。她现在无处不在，甚至出现在这离皇后区那破落的煤渣建筑有半个世界远的地方，巴洛街我朋友的公寓里。与星期六晚上不修边幅的样子相反，约翰这次看上去还算体面。他的头发梳过了，胡子也剃掉了，穿着一件刚洗熨过的衬衫和一双干净的袜子，可仍坐在沙发上不能动，左腿支在毛毯和枕头堆成的小山上，看上去正在经受相当的痛苦——和那天晚上一样难过，如果没有更糟的话。他拾掇清爽的外表一开始迷惑了我。雷吉娜把午饭（火鸡三明治、色拉、汽水）端上来时，我尽力不去看她。这意味着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约翰身上。我更仔细地打量他的脸，看到他很憔悴，眼眶凹陷而空洞，肤色苍白。我在那儿时他起身两次离开沙发。每一次设法让自己站立起来时都先伸手去够拐杖。从他左脚触地时的表情来看，加在血管上的最轻微的压力都是很难受的。我问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转，可约翰不想提这个。我紧盯着问，他终于承认他星期六晚上没有告诉我们全部。他不想吓着格蕾丝。他说。可事实是他的腿里有两个血块。第一个在浅表的血管里，现在已经差不多消散了，没什么大碍，即便如此，它还是引发了大部分约翰称之为“不舒服”的症状。第二个藏在更深的血管里，医生对这个表示担忧，并开了大量的降低血浓度的药。约翰被排在星期五到圣文森特医院接受扫描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的话，医生准备接收他住院，直到血块消失。深血管血栓可以致命，约翰说，如果血块松脱，会顺着血管流进肺里，引发肺栓塞，那就几乎死定了。“这就像腿里带着一颗小炸弹四处走动。”他说，“如果我动得很厉害，它就会爆炸。”他又说，“别对格蕾丝说，我们两个严守秘密。一个鬼字都别提。”之后不久，我们谈到他的儿子。我不记得是什么把我们引入这个绝望和自责的深渊的。但特劳斯的痛苦显而易见，甚至对腿的担心比起对雅各布的绝望来也算不了什么。“我已经失去他了。”他说，“从他上次耍过花招后，我就再也不相信他对我说的任何一句话了。”直到上次危机爆发前，雅各布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本科生。约翰在那里的英语系有几个熟人（其中一个，查尔斯·罗思坦恩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小说的论著），因为雅各布的高中成绩很差，几乎不及格，他就找关系让儿子进那里上学。第一个学期还算不错，雅各布通过了所有的课程，但到第二个学期末，他的成绩掉得如此快，以至于被迫休学。他需要保持平均分B才能免于停课。可在大二的秋季学期他逃的课比上的课还多，几乎不做作业。因此到下面一个学期，他就干脆被撵出了学校。他回到东汉普顿他妈妈那里。她现在和第三个丈夫住在一起。雅各布在那幢房子里长大，很憎恶他的继父（一个叫拉尔夫·辛格尔顿的艺术经纪人）。他在当地的面包房找了一份临时工，又和三个高中同学组织了一个摇滚乐队。但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经常磕碰，六个月后乐队就解散了。他告诉父亲他上大学没用，不想回去，但约翰把他劝了回来，用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做诱饵：相当宽裕的零花钱；如果第一个学期成绩进步的话，就买一把新吉他；如果这一年他拿到B的平均成绩，就买一辆大众牌小面包车。孩子为这个来了。八月末他回到布法罗再次扮做一个学生——绿色的头发，左耳上挂着一排安全别针，披着一件黑色长外套。那时正是朋克一族最盛行的时候，雅各布加入了日益膨胀的咆哮的中产阶级叛逆分子俱乐部，他是个嬉皮士，他生活在边缘，谁的话都不听。雅各布报名参加了那学期，约翰说，可一个星期后，一节课都没上过的他走到报名处办了退学。学费退给了他。他没有把支票交给父亲（钱是他帮他付的），而是在最近的银行取了现，把三千元装进口袋，南下纽约了。最后的说法是，他现在住在东村某个地方，如果关于他的传言属实的话，他已经深陷在海洛因里面了——已经有四个月了。“谁告诉你的？”我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艾琳娜昨天给我电话，她一直想抓到点雅各布的把柄。他的室友接的电话。是前任室友，我得说。他告诉她雅各布两个星期前离开了学校。”“那海洛因的事呢？”“也是他告诉她的。他没理由在这件事情上撒谎。据艾琳娜说，他听上去很担心。我并没有太吃惊，希德，我一直怀疑他在吸毒。我只是不知道有这么糟。”“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是唯一过去和孩子打过交道的人，你会怎么做？”“你问错人了。我的学生都很穷，贫民区的黑人小孩和破产家庭的孩子。他们中很多人都吸毒，但他们的问题和雅各布的不一样。”“艾琳娜认为我们得去找他，可是我动不了。因为腿我都黏在拐棍上了。”“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去。我这些日子不是太忙。”“不，不要。我不想你卷进来。这不是你的问题。艾琳娜和她的丈夫会找的，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她就是这样，你从来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打算做。”“她的新丈夫怎样？”“我不知道，从来没遇到过他。滑稽的是，我甚至不记得他的名字。我躺在这里努力想，可是想不起来。可能叫唐什么的。我想。不太肯定。”“要是他们找到雅各布你有什么打算吗？”“让他去戒毒中心。”“这花费可不小，谁来付钱？”“当然是我。艾琳娜近来进账很多，可她很小气，我都不愿意去问她要。这孩子骗了我三千元，现在我得再吐出一堆钱来把他洗干净。说真的，我都想拧断他的脖子。你很幸运没有孩子，希德。他们小的时候很乖，可是后来他们会伤你的心，搞得你很惨。五英尺，这是最大的高度。他们应该被禁止长得超过这个高度。”约翰说完这最后一句后，我忍不住不告诉他关于我的消息。“我也要有孩子了。”我说，“我还不清楚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可就现在来说，格蕾丝怀了孩子。她星期六做的检查。”我不知道希望约翰说什么。但是我想，即便在他抱怨过做父亲的辛酸后，也应该随便说点什么祝贺的话。或者至少祝我好运，警告我别搞得像他那样。不管怎样，总该说点什么应承的话。可约翰没有做声。有一会他看上去像是受了打击，仿佛刚听到他爱的一个人的死讯一样。他朝我背过脸去，在枕头上突然转过头，直直地看着沙发后面。“可怜的格蕾丝。”他喃喃地说。“你怎么这么说？”约翰慢慢地把脸转向我，忽然又停住，他的头和沙发成了直线，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她经历了太多。”他说，“她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坚强。她需要休息。”“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选择权在她。”“我认识她的时间比你认识她的时间长。她现在最不想要的就是孩子。”“如果她能应付过来，我还在想请你做孩子的教父呢。不过我想你可能没兴趣。至少从你现在所说的看来是这样。”“不要失去她。希德尼，这是我请求你的。如果事情搞砸了，对她来说是个毁灭性的灾难。”“不会搞砸的。我不会失去她。就算我失去了她，关你什么事？”“格蕾丝关我的事。她的事从来都是我的事。”“你不是父亲。可能有时你以为你是，可你不是。格蕾丝能处理好自己的事。如果她决定要小孩，我不会阻止她。事实上，我会很高兴。和她有个孩子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这是我和约翰最激烈的一次公开争吵。那一刻我很难过。最后一句话还在空气里铮铮作响，我想知道谈话会不会来上更难堪的一个回合。幸好，我们都收敛了，火气没有变得更大。我们都意识到快要逼得对方说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话，那样的话是在消火后无论多少次道歉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约翰很明智地拣这个时候去了一趟洗手间。看到他十分艰难地把自己从沙发上撑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过房间，我顿时敌意全消。他正处在极端的威胁之下。他的腿要了他的命。他在为他儿子的可怕消息挣扎，我怎么能不原谅他说的那几句刺耳的话呢。相比雅各布的叛逆和可能的毒品问题，格蕾丝是讨人爱的乖孩子，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也许这就是约翰如此坚定地护卫她，为实际上与他无关的事情顶撞一番的原因。他在为他的儿子生气，是的，可怒气中也带有很多的内疚。约翰知道自己或多或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