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与资本民主化相一致的结果。在美国，随着投资的民主化，主要由于养老基金的改革以及设立了个人养老基金的401（K）立法条款，美国正由一个明确规定“留出利润”以保证职工养老金的国家，转变成现在由几个公司共同保证“分担”养老金的国家；基金由他或她个人管理，他或她随时可以选择向能获得最好回报的地方转移基金。随着人的寿命的增长，人们常常担心在退休时他们是否可以在原地获得社会保险金，他们还希望能将这些互助基金和养老基金进行投资，并大胆地管理基金以求获得较高的回报率。你的父辈们可能很少有将他们的养老金投到什么地方的念头，更没有怎样投资的观念。现在的工人手里拿着一份希望得到各种回报并具有各种风险的投资基金的单子，他们将钱划拨来划拨去，就如有人在赌桌上投小骰子一样，成功了就有奖励，而失败了就要接受惩罚。
网上贸易公司经纪人曾经推出一个很精彩的节目，生动地说明这一点。节目开始时，一位可变塑的人驾着车，手拿一根高尔夫球棍指着后背，因为警察向他打手势，他将车停在路边，警察沿着路边走到他的车旁，下面是他们的谈话：
警察：“晚上好。”
变塑人：“我知道，驾驶证和身份证。”
警察：“呀，原来是柯克·布鲁尔，我一直在等你，希望与你谈谈。”
变塑人：“我？”
警察：“是呀，你是我参加的大帽（互助）基金会的资金经理。”
变塑人（作高贵状）：“噢，是的。”
警察：“我注意到你是（操作得最好的）十大互助基金经理之一。”
变塑人：“是的。”
警察：“但不是前5名。”
警察转过身查看高尔夫车后座。
变塑人看起来有点紧张：“嗯……嗯……”
警察：“把车开走，还是回到办公室去吧。”
然后弦外音：“要让基金会的经理们努力工作，现在到了利用‘互助基金电子商务中心’的时候了。马上查看一下4700个基金。”
镜头最后移到警察身上，他正从变塑人车上将高尔夫球车卸下带走。
随着汇率固定制和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制度的确立，资本民主化在国际上提高了资本的价值。这些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制定的，70年代初期失去控制，这些我们现在可能都记不清了。但在1970年前，日本、墨西哥和欧洲的投资者想买美国的证券或债券并非易事，同样，美国人在这些国家购买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当固定汇率制和流动资本控制开始松动，发达国家逐渐将他们的资本市场民主化，向任何希望参与游戏的外国投资者开放，而后某些发展中国家也紧随其后。
很快，各种产品都是可用的：墨西哥债券、黎巴嫩债券、土耳其债券、俄罗斯债券、德国债券、法国债券。你可尽情选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越来越多的个体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在高水平竞争的全球互助基金里调出调进；同样地，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者也不断地在国家与公司之间来回调动资金，并希望得到较高的稳固的回报。每个基金都想击败其他对手以获得更多的资金，由于资本民主化，我们正从一个由少数几个银行家控制着少数几个国家优秀债券的世界，走向一个由许多银行家控制着许多国家优秀债券的世界，再走向一个由某些富裕的个人或银行家控制着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而最终，来到今天这样一个由许多个人通过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控制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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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8）
在美国，大量低价股资金在公司名称更换过程中都起了促进繁荣的作用，注意到这点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在该领域，那些小人物，以前从没机会在如此赚钱的场合搏一搏，现在突然可以通过他们的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去碰碰运气。虽然，公司在倒手过程中使得许多公司经理被严格审查，特别是那些经营不善的公司经理，这一过程也促使了美国在80年代对经济进行了结构调整，为美国比世界其他主要大国更好地进入全球化时代做好了准备。许多公司的改革都卓有成效，但其中某些却被淘汰出局。
日本国内有如此多的落后公司，以至于占去太多的资金，其主要理由是，这些公司都还没有实行民主化。日本的大银行垄断了全国资金，使一些新的暴发户筹集现金非常困难，通过采取强行吞并的方式获得资金也非易事。如果银行向公司注入资金，那么公司发生横向联系，而并不顾及其危险和竞争。于是就用让人皱眉的文化上的理由来进行强行吞并，因为那么多银行董事会和合作董事会相互之间都欠三角债。更有甚者，日本工人没有选择或控制他们的养老基金权力，他们不能将属于他们的资金调来调去，因此，要日本地方公司、互助基金和养老基金执行更高的全球标准的压力是有限的。那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总是平平淡淡，日本也就成了一个对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论方式面前没有效力的国家。日本的资金如此随便划拨，以至于在80年代后期产生巨大的泡沫经济，国内大批效率低下的工厂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到2000年，日本开放国内金融服务业，美国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资本获准进入日本，此种状况才开始改观。外国竞争者迫使日本银行对外贷款行为的规范化，产生的后果是，日本公司也成了更有效益的生产者。在日本，对资本使用越理性化，就会有更多的可用资本投入，也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竞争。通用电气公司下属的湖人公司，于90年代后期在日本开设“自动贷款亭”，只要你走出家门，出示你的驾驶执照或某种能辨别你身份的证件，一张由你签名的自动贷款合同书立即就出来了，一小时内你就能得到贷款。资本民主带来的效率如何？通过上述论述已经非常清楚了。
信息民主化
约翰·伯恩斯是《纽约时报》90年代后期驻新德里的首席记者，1998年夏天我去访问他时，正值世界杯足球赛鏖战之际，伯恩斯希望通过电视跟踪比赛情况。一天早晨他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我们屋顶有4个卫星天线（在新德里的家），《纽约时报》每年为此要付出数千美元，就如我们在此地经营一个卫星链接站一样。可是，让我讨厌的是，即使用这些天线我也找不到转播世界杯的印度电视频道。由于天气干扰的缘故，我还需要不时地对它进行调整，需要人断断续续对它进行调整。早饭后我就不停地向厨师阿卜杜尔·图希德抱怨，阿卜杜尔71岁了，是英军驻印度最后一任司令的擦鞋匠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在烦什么，我的电视机能收到所有频道，你所用的卫星天线在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到我的陋室瞧瞧。’他和他妻子住在我们房子后面的小棚子里。于是我到他家里去，他妻子正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我对阿卜杜尔说，‘她在干什么？她又不会讲英语。’他对我说，‘她就是听听而已。’然后他把电视遥控器递给我，我在惊讶中从第1频道一直换到第27频道，他的电视可以收到中国、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你可以在这些频道中任意选择，而他每月仅付150卢比（相当于美元）。我4个卫星天线加起来才有14个频道。原来他有位朋友私自装有天线系统，这位朋友顺便为他拉了一条线到他的小屋里，虽然这种私下行为不属非法，但他现在生活在一个电讯世界里，妻子正在学英语，与此同时我却在为寻找印度频道瞎忙呼。”
伯恩斯的故事说明使全球化有可能出现的第三次变革——就是我们如何看世界的变革。我将此变革称之为“信息民主化”。由于有卫星天线、因特网和电视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们看、听；从而感受到每一道想象中的墙。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9）
这一突破始于电视全球化，在整个冷战时期，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严格限制于商业方面，因为用于发射的有关射频频谱和技术是被严格控制的，政府既直接经营电视广播，对它也有许多限制。在美国，随着闭路电视的出现，这种状况才首次被打破，使空中的电视频道比广播频道还要多。在80年代，各种多频电视开始在世界大量出现，主要由于卫星发射成本大规模降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为了相互监视，经常把体积越来越小、功率越来越大、造价越来越便宜的卫星送进太空，然而，这些技术为廉价传送电视信号提供了方便。
首先，以前必须有大的电缆系统配备的天线才能接受到卫星信号，但由于技术民主化，特别是小型化，世界上数千万人只要在他们阳台上安装一个比萨饼大小的卫星天线盘，就可收到卫星信号。突然之间，对广播的限制荡然无存并出现了大量的新的观众群。数字电视一旦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广播电视台就不只5或50个频道，而是500个频道。
另外，由于信息日益民主化和压缩技术的进步，人们很快就拥有了DVD和影碟机，取代了录像机。DVD就如一张甜饼大小、5英寸宽，里面可装上一整部电影，具有环绕立体声，配有数种语言，你可以在台式机子播放，也可在比手掌大的影碟机上放映。我记得70年代访问波斯湾时，海关人员搜查大家的行李，看是否有人携带任何淫秽品或政治上的录像带，我真希望他们从我的提包里找出一个DVD来。9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流行DVD——几乎每个好莱坞影片都被盗版，制成影碟进入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慢慢的他们不再看好莱坞影片了，廉价的数字电影摄影机和不用胶片的数字投影机使得人人都可能成为电影大腕，不仅使你用很少的成本制成自己的数字电影，而且可以通过因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