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钟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十一）
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我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我们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偷出去玩，因为周末女儿回家，而假日公园的游客多。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我们和一棵棵松树都认识了。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地跑。熊很聪明，喝水用爪子掬水喝，近似人的喝法。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犀牛厌游客，会向游客射尿，尿很臭而且射得很远，游客只好回避。河马最丑，半天也不肯浮出水面。孔雀在春天常肯开屏。钟书“格物致知”，发现孔雀开屏并不是炫耀它那金碧辉煌的彩屏，不过是掀起尾巴，向雌孔雀露出后部。看来最可怜的是囚在鸟笼内不能展翅的大鸟。大熊猫显然最舒服，住的房子也最讲究，门前最拥挤。我们并不羡慕大熊猫。猴子最快乐，可是我们对猴子兴趣不大。
看动物吃东西很有趣。狮子喂肉之前，得把同笼的分开，因为狮子见了肉就不顾夫妻情分。猪类动物吃花生，连皮带壳；熊吐出壳儿带皮吃；猴子剥了壳还捻去皮。可是大象食肠粗，饲养员喂大象，大团的粮食、整只的苹果、整条的萝卜、连皮的香蕉，都一口吞之。可是它自己进食却很精细，吃稻草，先从大捆稻草中拈出一小束，拍打干净，筑筑整齐，才送入口中。我们断不定最聪明的是灵活的猴子还是笨重的大象。我们爱大象。
有时候我们带阿瑗一同出游，但是她身体弱，不如我们走路轻健。游山或游动物园都得走很多路，来回乘车要排队，要挤，都费劲。她到了颐和园高处，从后山下来，觉得步步艰险，都不敢跨步。我觉得钟书游园是受了我的鼓动，他陪同玩，练出了脚劲。阿瑗体力无多，我舍不得勉强她。
阿瑗每周末回家，从不肯把脏衣服和被单子带回家让阿姨洗，她学着自己洗。同学都说她不像独养女儿。这种乖孩子，当然会评上“三好学生”，老师就叫她回家和妈妈谈谈感想。我问：“哪三好？”因为她身体明明不好。她笑着说：“荣誉是党给的。”果然，她的身体毕竟不好，读了三个学期，大有旧病复发之嫌。幸亏她非常听话，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从一九五三年春季休养到一九五四年春季。钟书一九五四年底才由城里回北大。阿瑗休学只和妈妈作伴。
她在新北大（即旧燕京）到处寻找相当于清华灰楼的音乐室。她问校内的工人，答“说不好”。她央求说：“不用说得好，随便说就行。”工人们听了大笑，干脆告诉她“没有”。她很失望。
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檐葡海棠等花和草。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生活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出版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阿瑗常陪我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又帮我裁书。因为那时许多书是老式装订，整张大纸折叠着订，书页不裁开；有些书虽经借阅，往往只裁开了一部分。
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但燕京没有音乐室。我后来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没工夫弹琴了。她当时只好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所以她改习俄语后，英语没有忘记。
一九五四年春阿瑗复学。她休学一年，就相当于留一级。她原先的一级，外语学英语；下面的一级，从初中一年起，外语学俄语。阿瑗欠修四年半的俄语。我当初没意识到这点麻烦。
清华有一位白俄教授，中国名字称葛邦福，院系调整后归属新北大。我于阿瑗开学前四个月，聘请他的夫人教阿瑗俄语。阿瑗每天到她家上课。葛夫人对这个学生喜欢得逢人必夸，阿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记的《我的俄语教师》一文。文章是经钟书改过的，没找到草稿。但所记是实情，很生动。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