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辽同志兴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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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辽同志兴衰记-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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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讽刺的目标是那种官僚主义干部,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这一点上,阿果里与某些国家的“*者”相比,是绝对不同的。
  阿尔巴尼亚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居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蜕化变质的典型形象,像居辽这样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道貌岸然、夸夸其谈、所作所为全被名利思想所主宰的官老爷,在我们国家里也是不难见到的。因此,让我国读者熟悉一下居辽这个典型形象,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文学种类应具有多样性的角度来思考,我国当代文学领域里,讽刺幽默小说尤其长篇小说是相当缺乏的,赏读这部《居辽同志兴衰记》,我国作家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可以得到很大启发,因为这部讽刺幽默长篇的艺术含金量很高,得到不少世界文学大家的高度评价。我相信,擅长向各国进步文学学习、汲取营养的我国作家,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一定会有更高、更新的领悟。因此说,这部小说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讽刺幽默文学,将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
  我非常喜爱《居辽同志兴衰记》这部时而让我捧腹大笑,时而又叫我悲喜交加的小说,阿果里同志老早就将它寄给了我,我也非常愿意立刻就把它翻译出来,让我国读者也能像译者一样享受到赏读这部名著的快乐。现在,在重庆出版集团的鼎力协助下,这一良愿很快就将变为现实,阿果里同志和我本人要向这家口碑甚佳的出版单位表示深深的感谢和衷心的敬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译序:我所了解的阿果里(4)
众所周知,近十多年来,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者朋友也许要问: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阿果里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在人民群众当中特别是文艺舞台上占有何种地位?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了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我的这位良师益友,前不久,我利用在阿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的机会,多次与他以及其他老朋友会晤,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为人和为文。现在,我要骄傲地告诉大家:在我执笔为文的五十年中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阿尔巴尼亚,我从来都未见到一个能像阿果里这样受到社会各阶层如此衷心地拥戴和高度地信赖,面对任何狂风暴雨、惊涛骇浪都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气节的作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代表劳动人民的作家。
  十多年来,阿果里作为一位勇猛的斗士,一刻不停地战斗在剧变的狂风暴雨中,非但用浓重而略带忧虑的笔调写下了成百上千篇短小精悍、挥洒自如的杂感、随笔,而且持续不断地发表和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歌、小说、寓言。这里我们不妨按作品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列一下阵容:《德什达库》(长篇小说,1991)、《迟到的朝圣者》(诗集,1993)、《奇事与疯狂》(寓言集,1994)、《时间的乞丐》(诗集,1995)、《神经不正常的人》(短篇小说集,1995)、《赤身的骑士》(长篇小说,1996)、《来一个怪人》(诗集,1996)、《先辈的心灵》(民歌选,1996)、《魔鬼的箱子》(长篇小说,1997)、《关于我父亲和我自己的歌》(长诗,1997)、《自由的喷嚏》(杂感、随笔集,1997)、《往昔岁月的风声》(短、中篇小说集,1998)、《半夜记事本》(诗集,1998)。
  出生于德沃利贫苦农家的阿果里,一生始终与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这一点犹如一条长长的红丝线,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作品,激荡着欢乐、喜庆的调子,而9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蕴藏着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深思远虑的忧患意识。诗歌《我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我落到这步田地,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而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湿漉漉的表皮剥落的墙壁中间惨度时光。”“我觉得房舍正在流出毒液,/时刻我们都在互相传毒致伤……/我不知这毒液从何处而来,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见那毒液在我们的衣服上流淌。”“我觉得这个国家将彻底毒化,/毒液将把地基腐蚀得百孔千疮。/到头来地动山摇变成地震,/魔鬼将发出狂笑,露出龇牙咧嘴的凶相。”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大批工厂、企业倒闭,社会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农村青年也大量外流,出国打工。据阿尔巴尼亚官方材料披露,目前仅在意大利和希腊打工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就已超过50万。大量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流落在异国他乡,繁重的农活落在了妇女和老人的肩上。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阿果里极大的关注:“在城市远郊的村庄里,全部的井泉都缺水告急,/它们的龙头已经干枯,仿佛飘散出东西烧煳了的气息。/天上一朵云彩慢慢地化掉,/恰似海番鸭的鸽色羽毛轻轻飘移。/”“出国谋生夺走了全部的青年男劳力,/只有很少的老人劳作在河后边的田地里。/小麦和大麦等着他们去收获,/举目向那铅灰色的云彩望去。”(《乡村即景》)读着这些诗句,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立在被秋风吹破的茅屋前呼天唤地的老翁。噢,难怪阿尔巴尼亚文学界的同行称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的杜甫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译序:我所了解的阿果里(5)
在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阿果里那农民一般的纯朴、兄长待小弟弟一样的亲切、老祖母待孙子孙女似的温慈。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阿果里的言行中体会最深的一点,还是他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那种纯真深挚、始终如一的友情。
  人在青少年时代对某国、某人、某事产生的良好印象,往往会影响他一辈子。阿果里青年时代在列宁格勒上大学时,与中国留学生王崇杰结识为友。当时二人友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四十多年来每次与我相会,讲不了三五句话,他准保要询问王崇杰的情况。话语虽然不多,但是,从他那亲切温和的声音里和慈祥含蓄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待王崇杰就像待自己的亲兄弟似的。我想,他与王崇杰结下的友谊,大概就是他的感情世界里的中国情结之源头吧!
  1967年9月至10月,阿果里作为《人民之声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第一次访华。回国后写下了长篇通讯《从松花江到长江》,在《人民之声报》上连载。这是一篇感情真挚动人,充盈着智慧与才气的美文。与他人秉承上级的旨意,高调地颂扬“*”的文章迥然不同,阿果里巧妙地避开了“*”,而对哈尔滨、新安江的工人和沙石峪的农民作了详尽的惟妙惟肖的描述。很显然,阿果里对我国的“*”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直说,只能采取躲着走的做法。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时许多阿尔巴尼亚记者的文章,我们不能不被阿果里的聪明所征服,也不能不被他实事求是、不讲假话的宝贵精神所感动。如今,他人写的那些赞美、歌颂“*”的中国通讯,都已经随风而逝了,唯独阿果里的这篇《从松花江到长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一直被人们所珍藏、所喜爱。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中阿两国关系出现了曲折,但阿果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始终没变。据我所知,他是阿尔巴尼亚高层人物中公正地对阿中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予以积极评价的开明人物之一。讲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特别再提一下他于1991年在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党中央落后的对外政策时讲的一段十分真诚而中肯的话:“……我们开始咒骂所有的国家,超级大国和强国,落得在欧美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落得只与毛泽东在一起。1976年我们准备把毛泽东也抛弃掉。中国开始开放和面向欧洲与世界,我们便把她抛弃了。这是党的领导的一种心理,一种受苦受穷的心理,友好的国家不应该面向富裕的欧洲,因为欧洲传染我们得病。我们的领导毁坏了同面向欧洲的友邦的关系。”当时劳动党的领导和许多党员的思想还处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还很不理解,甚至持有偏见和敌对情绪。阿果里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从这番话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阿果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且也领略了他对中国、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实实在在的情谊。阿果里是一个放眼世界、知书达理的时代先行者。近十年来他又以不同的身份访华两次。当然,这期间他也去过欧美一些国家。经过多方面的观察与比较,他对今日中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达到了理性的高度,这一点在他为三十七年前的《人民之声报》驻京记者玉麦尔·敏卓吉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华非常客观、友好的书《中国,世纪的挑战》所写的序言中得到了再好不过的说明:“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关于现代化中国前进的丰富的信息,而且还等于向公民们、政治家们和国家领导者们发出了关于同这个巨人进行最密切合作的一封信,中国走向进步的步伐使欧洲连同美国一起感到惊奇。B。 克林顿没有白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按着现在的轨道继续增长,那她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接受这一想法,因为他们比美国的总统们高大,那当然是叉着双腿骑在山上了!”
  阿果里,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的儿子,伟大的作家,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阿两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他的许多精品佳作将来一定会更多、更快、更好地介绍到中国来,中国读者一定会像喜欢《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那样喜爱它们、珍藏它们……
  郑恩波
  2008年11月底于寒舍“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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