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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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哭-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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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孩子的人家领养小思怡,李桂芳,这个孩子的母亲她答应了,可她又三两天就找领养人家要钱要物,对方不堪其扰,又把孩子送了回来。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而妇联则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
  除了李桂芳,小思怡还有个姨妈,她是李桂芳的二姐。提起小外甥女,李二姐满脸是泪:“我第二天看到报纸登了,才知道孩子死了……她(李桂芳)吸毒,害死了小思怡啊。她从来不跟我们说孩子是谁的,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思怡3岁了,连户口也没有!”
  几个兄弟姐妹中就李二姐和妹妹住得最近,妹妹经常找她要钱,派出所也常为李桂芳的事找上门来,弄得她和丈夫关系紧张。迫于无奈,每次妹妹来都不敢让她进门,实在觉得孩子可怜也只能给她10元、20元买点吃的,不敢多给是怕她又拿去买毒品。当地警方曾经想让李二姐收养小思怡,她因为害怕妹妹无休止的骚扰而没有同意。
  “上个星期,我还给孩子送旧衣服去,拍门拍不开,还以为妹妹把孩子带到外地去了,就把衣服从阳台的缝缝里扔了进去。谁会想到,孩子会活活饿死在里面啊!”李二姐痛哭失声。
  生死一百米
  在李桂芳被送去强制戒毒后,据成都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所说,相关办案民警,无论是金堂县公安局还是青白江区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员,都只是通过电话与李二姐家联系,在无人接听电话的情况下并未采取其他办法进一步核实情况。
  

妈妈我饿(3)
实际上,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就在李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100米。而那个在这里实习的警校学生穆羽,他只肯打个电话,电话无人接听,他就置之脑后。100米,仅仅100米,挡住了小思怡生存的希望。
  一位记者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这样写到:“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个在派出所实习的市警校学生穆羽。这个学生后来是被开除了,但透过该生的所作所为,我们可见培养人民警察的‘警校’之一斑。你如果对我说,这个警校是一向注重‘服务精神培养、救助意识教育’的,从校长到老师到课程设置都贯穿了这样的教育,对不起,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不知道这个穆羽知不知道,就在离派出所也只是一个街口的九千小区里,小思怡正等着妈妈给她开门。
  强制戒毒的效用
  这是来自当地警方的消息: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团结村派出所实习的市警校学生穆羽等人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该市公安局决定: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刑警队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民警黄晓兵,王华麟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负有直接责任的金堂县公安局政委吴仕见、城郊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所长王国富、教导员邱小琳等人停止执行职务;穆羽被开除学籍。
  可是,小思怡的死,对于这些“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的民警的惩戒,到底会不会惊醒那些冰冷的心,到底会不会给更多的弱者带来人情温暖?
  “我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为这孩子放声大哭!我为这种母亲这种公安这世间大哭。”这是第一位报道此事的记者李亚玲在网上的呼喊。
  “她哭着求警官放她一马,她先回家把孩子放出来托给别人再回来自首,警官没理她。如果警官能帮她通个气,这孩子一定不会死。孩子死得太惨,也太冤了。”这是与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抓的人的电话。
  对于被强制戒毒人员,按照有关法规,有关部门应该在规定时间(三天)内通知吸毒人员家属。然而17天过去,李桂芳一直被“悄悄”关在戒毒所。
  对于李桂芳这样的人,强制戒毒只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李桂芳到底有怎样的变化?她会洗心革面?会痛改前非?会重新做人?
  对吸毒者进行强制戒毒,对贩毒者依法严惩,执行不难,但在“强制”、“严惩”之后,那大量复杂繁琐的善后工作由谁来做?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是治标还是治本?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组数据:2002年,中国内地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0万人,同比上升了11%;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占总数的74%。
  小思怡,一个毒品间接受害者,一个执法冷漠的牺牲品,一个社会救济体系薄弱的无情揭露,一个城市文明的巨大悲剧。
  悲剧后的丑恶已一一揭开。愿3岁的李思怡,她小小的灵魂在天堂得以安息,愿无数善良人的热泪能催化文明前进的哪怕小小一步。
  一个3岁的孩子,一个人,被关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被电力公司停止供电的黑房子里,在寒冷、饥饿、恐惧中死去。她死了,她去了天堂,在天堂里,她用不着,再一次次地哭喊:“妈妈,我饿。”
  

河水冰冷(1)
那个涉水过河的小女孩
  徐惠的奶奶站在村口的路边,她在等徐惠,她流着泪。徐惠死了之后,她就常在这路口站着。没有人听懂她念念叨叨说些什么,她说着说着,一脸是泪。
  不设防的工地、少了盖子的窨井、没有警示标志的河流,一个个危险险恶地尾随着人们,尤其是孩子背后,伺机吞噬着一条条活泼泼的生命。
  悲剧曾经上演,悲剧正在上演,悲剧还会上演——如果生命之重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无法让他们停止嘴里的烟、杯中的酒、手里的麻将的话。这话似乎有些主观,但表述的事实内核却是铁一般坚硬的:相关人员只要把手中或有意义、或根本没有意义的事停下来,用头脑、更用心去想一想,想一想那么脆弱、那么可贵,却又是只有唯一的一次,再也无法重复的生命,也许他们就会做什么,这项工作甚至可能只是举手之劳!
  然而——如果去了解每一条被成人世界的冷漠扼杀的小生命,你会和我一样有锥心的疼痛。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就是悲剧,而制造悲剧的又总是人类自身,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
  事后,人们都在想4月29日晚上的那场大雨。
  溧水白马镇南下庄,大雨如注。
  雨一直下着。徐惠去接电话,接爸爸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徐惠自己家没有电话,爸爸的电话是打到隔壁邻居家的,邻居在门口大声地喊。
  徐惠冲了过去。
  雨越下越大。
  爸爸说明天就回来了,爸爸说要给徐惠带些什么。爸爸春节后就去上海打工,明天,就回来了。回家过“五一”。
  雨的声音像要盖过爸爸电话里的声音了,哗哗地从屋檐向下倒着。
  “期中考试成绩怎么样?”
  “马马虎虎。”
  雨可能停不了了。雨落在徐惠天天上学的泥泞不堪的大坝路上,雨落在大坝上的南坝桥上,噢,南坝桥已经拆了,雨打着光秃秃的两根桥桩。桥桩的旁边,堆了一条土坝,临时,替代那桥。
  徐惠说:“爸爸,我不要什么。”
  爸爸说:“要么,给你带点吃的吧。”
  徐惠说:“不要,你就给我买两本练习簿吧。”
  徐惠9岁,上二年级。
  妈妈让徐惠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雨下着,徐惠睡了。
  南坝桥边的河水涨起来,河水卷起了漩涡,冲刷着那断桥边上的,一堆矮矮的泥坝。这泥坝,是徐惠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每天,有20多个孩子要从这里经过,从这里过去不多远,就是王家边小学。
  河水涨起来。没有人知道,不知在什么时候,涨起的河水把这个土坝冲了个缺口。
  徐惠起床了,才6点。
  徐惠说:“妈妈,我走了。”
  “噢。”妈妈答应。
  每天都是这样的。徐惠6岁就一个人上学了。没有人送她。爸爸在外打工,妈妈不会骑自行车。从家到学校,有3里路,徐惠要走半个小时。徐惠习惯了。
  前面两个同学走得太快了,他们是五年级的,一个叫冯源,一个叫林鸿。徐惠背了书包紧紧地跟着。
  路一拐,就到了大坝路,路不好走。脚陷进去就拔不出来。
  “你快点。”
  徐惠一声不吭,加快步子。
  南坝桥拆了,40多天前就拆了。现在,南坝桥下堆的那个,让孩子们走来走去的土坝也不见了,土坝淹在了水的下面。
  河水打着漩。
  “我下去看看。”冯源脱了鞋,卷起裤腿。林鸿跟在后面。
  水不深。能趟水过去。
  然而就在前面,在土坝靠对岸的那一端,有着一个大大的缺口,缺口藏在水的下面。
  三个孩子摇摇晃晃地向前。
  学校离这里不远了。
  这是4月30日,清晨6点30分。
  徐惠走在最后。
  她看到了冯源跌进水中。
  冯源在水里挣扎,冯源抓着了一根绑在木桩上的铁丝。林鸿跟在他的后面,林鸿跨了过去,惊惶地爬上对岸。“拉我一把,拉我一把。”冯源喊。林鸿把手伸给他。冯源被从水坑当中拉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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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冰冷(2)
“徐惠,别过来,别过来。”可是徐惠已经一头栽进水中。水卷起徐惠,冲下去。过了土坝的水有两米多深。
  林鸿、冯源在岸上追着。水卷了徐惠飞快向前。
  100米。
  林鸿、冯源停下来。徐惠不见了。河水将她完全淹没。
  十几分钟后,大人们赶了过来。打捞着。徐惠在下游一座桥下面找到。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的徐惠被匆忙送往医院。
  这一天,徐惠的爸爸和她约好回家。爸爸给她带回了她要的练习簿。
  5月9日。徐惠走了已经10天。
  徐惠的奶奶站在村口的路边,她在等徐惠,她流着泪。徐惠死了之后,她就常在这路口站着。没有人听懂她念念叨叨说些什么,她说着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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