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们吃吧，我就是受罪的命。买票呢，他买了坐铺给我们坐，他自己睡在凳子下。我的眼泪哗哗淌，我讲，王兄弟，你不能这样，我长那么大，我没见过人受罪受得那么深。”
如果不了解孩子们的悲惨身世，就不能理解他们对王家玉的感情。19岁的李亮是王家玉收养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残疾儿，至今，他仍能清楚地记得，王家玉站在他面前的温暖而模糊的身影，他觉得，这个王叔叔，就是温暖与善意的具体形象。
“那时候我才五岁。爸爸妈妈从外地回来，带我一起回家。我不知道去外地做什么。在车站的时候，爸爸说让我等他，他给我买东西吃。车站的人很多很多。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只看到很多的人影。我一直坐在那里等他们。等爸爸，等妈妈。可是他们一直不来。我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等不到了，我就去找他们。我才五岁。可是因为眼睛也看不清楚，我找不到他们了，一直到现在，14年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一个人，从五岁到八岁，三年，我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我见一个人就问他要东西吃，我经常睡在马路边上，冬天的时候，就睡在别人的门口。”
孤儿院（3）
“有一天我在马路边上坐着，那天我很饿，很冷，我觉得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就碰到了王叔叔，王叔叔问我，你为什么在这里啊，我说我要饭，我说我很饿。我哭起来。”
“叔叔就带我回家了。”
19岁的李亮，已经完全清楚当年在车站里，他与父母的离散，不是因为无意的走失，而是故意的遗弃。从5、6岁到8岁，这些可怕的日日夜夜，一个盲孩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无从想象，也不敢想象。
李亮现在在扬州做保健按摩，他努力挣钱，想治好自己的眼睛。医生说他的眼睛，现在还有治好的希望，再等下去，就全坏死了。
在王家玉的孤残儿童之家，都是这样命运多舛的孩子，昔日的苦难，让他们格外感激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在214个孩子中，有一半是残疾的，除了严重弱智的，孩子们都有机会走进课堂。聋哑孩子和盲孩，主要学习劳动技能。几年下来，已经有十来个孩子，像李亮那样找到了推拿按摩或是成为工艺品厂的工人。而对大部分年幼的孩子而言，王家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依靠。他们是不会懂得，王家玉越来越沉重的脸色，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知道了真像，他们还会那么快乐吗？
天黑下来。
晚饭时间到了。是面条。铃声一响，孩子们端着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到食堂门口排队。吵吵嚷嚷，却秩序井然。打好饭，有回教室，有的就趴在院子里废弃了的磨盘上快活地吃起来。口渴了的，嘴接着自来水龙头，就骨嘟嘟喝了。
孩子们吃饭的时候，王家玉依然仰面躺在校长室里那张窄窄的病床上。两个多月来，大多数时间他就是这样，呆望着天花板。
“我总在想，我已经67岁了，身体不好，有病，如果不行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啊？”
2003年以前，学校所有的经费来源，就是王家玉的工厂。从2003年起，王家玉的工厂已经没有一分钱进帐，社会捐赠，目前还剩余四十万元。目前学校有部分孩子，纳入低保，每月有二万元左右收入，然而孩子们生活、学习和基本医疗，最最节省，至少要花去四万元。这样，40万的捐款，只能维持不到两年。两年后，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呢？直到今天，王家玉的孤儿院，仍然是达不到合法办学资格的黑户，也就是一旦王家玉支撑不下去了，很难说什么组织或个人，愿意继续扛起这个巨大的负担。
对王家玉自己而言，是心太软，一步步把自己带到了今天的境况。可是，流浪猫，流浪狗都有人去管，看着活生生的孩子，不管，真是不忍。既然是自己的选择，王家玉希望自己一直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工厂再办起来，让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保障。
之前，一直用来养活孤儿们的钱，是王家玉生产销售骨灰盒的收入。可是现在，骨灰盒积压了一万三千只半成品，仓库和殡仪馆仓库还有好几千只成品，都卖不出去。因为档次低了，可是他没有资金更新改造生产设备。
继续靠生产骨灰盒来养活孩子们，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因为爱心，而接受这份微薄收入的教师，在日益困窘的现状面前，开始选择离开。师资队伍的不稳定，让捉襟见肘的孤儿院，更加举步维艰，无奈之下，王家玉甚至把目光投向了开始长大的孩子。
他选择了6个孩子，让他们学习管理，培养他们。期待有一天，他们，或者他们当中的某一个，能够接过他肩上的重担。
到人和中学，是第二天的中午。孤儿院里读初中、高中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读高中的只有一个，上高一，据说成绩不错。然而我们要寻访的，是一个名叫张军龙的初二学生。王家玉相中了他，作为孤儿院的接班人。
我们在纷乱的校园中看到了已经是一个小伙子的张军龙。他活跃健康，甚至英气勃勃。他知道人们传说中的事情，可是，他无法承诺。
“我还在上学。以后的事，我不知道。”
孤儿院（4）
214个孩子，还有王家玉，究竟该有怎样的结局？有人说，王家玉精神可嘉，但个人无法承担整个社会的道义与良心。“超能力”的爱心，往往造成不可收拾的残局。
又有人说：没有王家玉，无家可归的孩子依然存在，只不过大家视而不见。挑起整个社会道义与良知的王家玉，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
自始至终；王家玉没有权衡。所有流浪着的孩子，都让他心有不忍。
我在河的这边，王家玉站在河对岸孤儿学校的门口，左手扶着伤痛的腰，右手朝我挥着。一帮孩子簇拥在他的身后，一样地，拼命朝我挥手。
一条河，像一条鸿沟，隔着他们与我们。他们，成为鲜为人知的一群。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全被隔在了河的另一岸。走出来，是他们全部的梦想。
车子启动。一转眼，河对岸的那一群，陡然消失在校舍的拐角。
宏雅的微笑（1）
在电视上，慈善组织举办一个晚会。我看到魏宏雅，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年轻女孩。她在向黑压压的人群鞠躬，她的脸上带着笑容，慌乱而且胆怯。我心里一阵刺痛。想去看她。
1999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从中华门乘车到江宁，再坐马自达到铜山镇。魏宏雅的家是一间简朴干净的平房。几乎看不出生病的样子，她快乐地和我说话，她带我去看她们的小镇，她给我看她一柜子的书。
“等过了元宵节，送小雅去医院了，再打听有没人要这房子。”
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回到南京，连续一个星期，我心里沉甸甸的，放不下她。
1999年2月21日，大年初六。我又来了，看她，送书给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她告诉我，镇上有了第一家歌舞厅，春节，爸妈终于同意让表哥带着她见识了一下；她还说，知道她爱读书，有好多朋友借书给她，《巴黎圣母院》看不下去，一大段一大段地描写着巴黎的建筑，烦死了。她说她喜欢《简爱》，可是只读了一半，妈妈不让读，说不是好书，就还了。她现在仍然是一个乖乖女。她说母亲还是不让她出去乱跑，以前是想让她在家看书学习，现在是怕外面细菌太多。她笑着：“其实我也不爱出来玩，在家看书就最开心了。”她写了许多小短文，挑了些给我看，还有一些，她悄悄地藏了起来。
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坐在镇门口的大草坪上，我们聊天。
“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宏雅说，“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分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
“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我在想，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