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兄弟也和刘永好一样，一连十几天，天天去农贸市场叫卖，他们用土喇叭扯着嗓子叫卖，嗓子喊哑了，人也累瘦了，每个人都掉了10几斤肉，碰到下雨天摔得跟泥猴似的。但8万多只鸡雏也竟然全部卖完了，最后竟也还赚了1万元。
5。面临夭折
刘氏四兄弟在创业之初，为了确保创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曾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钟光林很开明，爽快地回答说：“没啥子问题嘛！”只是随即又附加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一年之后，到1983年底，育新良种场达到了孵鸡5万、孵鹌鹑1万只的规模，并带出了11户专业户，完成了县委书记交给的任务。
四兄弟的养鸡场风头正旺，他们走在了农村致富路前列，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那些仍然还很穷的乡民们。他们的事业一尝到了甜头，就动员古家村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来走科学致富之路。
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在那几年靠着养鹌鹑这一条致富路，硬是把原先的贫困帽子甩掉了。县里形成了以运输、编笼、饲料及肉蛋加工等专业分工为特征的“一条龙”生产配套体系。至今，养鹌鹑这一传统优势行业还在新津县保持着，每年饲养鹌鹑400万只，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鹌鹑王国。
1986年11月，全国的“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正在大力发展着养殖业的古家村来视察。他看到这个过去很穷很落后的村子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幢幢的新建小洋房掩映在绿树与翠竹之中，村中新修了街道，车来人往，人们的脸上是自信与幸福的微笑……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7）
宋健看到这些，心里很激动，就在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场办公室里提笔写下了一行大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新一代企业家。”
临走时，这位领导人再三地叮嘱兄弟四人，“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我希望下一次见你们时，你们已干得更出色了！”
刘家四兄弟当时感动得涌出了眼泪。他们没想到国务院领导会这么器重他们的事业，会对他们办养殖场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他们希望这条致富之路能够就此在他们的脚下延伸开去。
天有不测风云，尽管希望集团风光无限，却面临了一场濒临倒闭的危机。1988年至1992年，在*南巡讲话前夕，国内左倾思潮泛滥一时，许多人还在民营企业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县里的领导不来了，中央的领导更不来了。刘氏兄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仍然专心做自己的生意。
事实上，当时民营企业并没有开放的发展环境，民营企业进入市场要承担更多的道德压力。早期的民营企业发展没有贷款，没有经营执照，只能借国有企业的牌子进入市场，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很多民营企业往往只能靠来路不明的贷款起步，一开始资产负债表上就已经负债累累了，一起步，就要冒着资产随时被收归国有的危险，还要顶着非法集资等罪名（如贿赂银行、挪用公款、注册资本不实或抽逃资本金等）。
尽管在1987年，国家刚刚修改同意了《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正式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在1988年修改的《宪法》中也明确写道“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国家已经立法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但在当时，私营经济究竟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时之间还是人们争议的话题。1989年，私营企业从一年前的20万家锐减到只有9万家，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也锐减了360万人。私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关部门找到刘家兄弟，说他们的经营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雇用的工人数量过多。按当时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聘请的人不能超过8个，而希望饲料公司聘用的人先是10个、20个，后来增加到80个，甚至已达100多人，属于剥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有关规定将关掉希望饲料公司。也就是在这期间，刘氏兄弟突然间感到买原料和运输受到了限制，到其他地方办事也受到了限制。
这场灭顶之灾让刘氏兄弟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不甘心。经过这几年含辛茹苦的创业，希望饲料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这其中注入了四弟兄太多的心血。无奈之下，他们又找到曾经关心和支持过他们的县委书记钟光林，要求将希望饲料公司捐给国家，只要不被关掉。
当时，钟光林沉思了一下说，我没说过要收你们的企业，你们干你们的嘛。我相信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们搞的是养殖业，搞的是科技兴农，而且带动了很多专业户。
后来，在钟书记的帮助下，在有关部门的斡旋下，希望饲料公司终于得以生存下来。
到1990年元旦，希望饲料的月销量达到了创纪录的4000多吨，大大超过了成都正大有限公司。到1993年达到15万吨，一下子跃居四川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第一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8）
直到如今，每当谈起这段曾经面临夭折的历史，刘永好依然感叹不已：“从创业时自筹的1000块资金到干到1000万元，我们干了6年，这6个年头真辛苦！那个时候尽管国家的政策允许我们试一试，但是限制还蛮多。首先，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就是资本主义。6个雇工就是社会主义。其次，银行不给贷款，土地不能买卖，公司不能组建……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让希望能够活下来，即使是无偿送给政府。”
6。希望从这里诞生
刘永好清楚地记得，“希望”二字最早是老父亲殷殷教诲时常说的词。1979年，父亲刘大镛因病离开人间。临终时给刘氏兄弟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但是没能如愿，而你们大有希望。”是啊，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国家、个人怎能没希望？
新津县原是四川有名的穷县，但是，1983年，当地的银行却发现：一些原先赤贫的农民竟跑来存款来了，而且一下就是200元，当时城里一个人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元钱，农村尽管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农民的收入远远赶不上城里人的工资收入。因此，作为存款来说，200元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200元钱的来路可真值得怀疑啊。银行于是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了刘氏兄弟这个创业典型。
1986年，刘氏兄弟创办了专门研究饲料的科学研究所，取名就是“希望”。1989年，刘氏四兄弟为“希望”注册了商标，1991年，组建成都希望集团。刘永言为董事会主席；刘永行为董事长；刘永美为总经理；刘永好为总裁、法人代表。
1992年，“希望”在重庆建立了第一个分公司，不久，*南巡讲话发表，“希望”又比别人抢先了半拍，实现了在全国市场的大突破。这一年，四兄弟和平分家：老大刘永言主要从事电子工业，老三刘永美（陈育新）从事房地产行业，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共同经营饲料行业。
1995年，“希望”又再次有新突破，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分区治理”，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
1997年，刘永好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集团所共有的品牌“希望牌”饲料系列，以品质优良、服务周到而风靡大江南北，占据全国饲料市场份额的10％以上，成为中国民族饲料工业的佼佼者。此时，新希望集团已不再是传统的家族企业，而成了产权明晰、职责分明的现代企业。
1999年，新希望集团全年销售量增长14％，利润总额取得历年最好成绩。
2000年，新希望实现产值近40亿元人民币。为此，刘永好在2000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2000亚洲之星”。新希望集团亦获得中国企业协会授予的企业杰出管理奖。
新希望集团现有上万名员工，在全国遍布近百家企业，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也建有数家工厂。新希望的产业范围已涉及饲料及食品、房地产、金融与投资、精细化工、电子信息、国际贸易等领域。
刘永好带着他的“新希望集团”，一步一个脚印，从小到大一路走来，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坚实，不仅为主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大踏步地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转型。他希望他的新希望集团形成“七八千人搞饲料，年利润两个亿；七八十人搞房地产，年利润两个亿；七八个人搞金融，年回报至少两个亿”这样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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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之道：“经营”三层次（1）
“到现在，仍然很难想象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我终于见到民营企业得到这么广泛的认同，我很自豪我的企业拥有今天的成果。”作为中国首家民营企业集团总裁，作为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在回顾创业历程的时候感慨良多，简短朴实的语言背后不知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作为20年屹立不倒的企业，刘永好一直在关注民营企业的成败兴衰。他的一个理论就是要学习失败，只有失败才能教会人不再失败。在民营企业中，确实存在各领*三五年的现象。他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因为市场经济早期，机会很多，一些人抓住机会，短期内崛起很正常，但是由于产业周期性、过渡性，或者产业选择本身出了问题等原因，造成每隔3~5年一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