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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调查相比，目前还有部分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就更加令人忧虑。笔者在杨林一中的一次调查中，问到一成绩优异的校三好学生周期同：“长大后你的理想是什么？最想干哪份职业？”周想了想说：“干点对社会有益的事吧，最好是当公仆。”
我们感到这孩子素质不错，没料到旁边几个同学却起哄了：“行啊，周期同，你也学会卖乖了！”“你不是最痛恨说大话嘛，说说你的真实想法吧！”周期同的脸微微有些红了，但仍然很镇静。他看看起哄的伙伴，又看看我们，一副无所谓的样：“说就说，长大了我就是要当官，当……大官。”“贪官！你不说要当就当贪官吗！”旁边的孩子又起哄。我们有些吃惊，问：“哦，为什么要当官？”周期同回答：“当官能捞钱，有权有势能办事。什么是理想？实惠就是理想！我爹妈一辈子是工人，日子苦死了。”周期同的回答，实在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了。这就是一个“三好学生”的理想吗？我们又问：“你觉得你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他点点头说：“能！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会拼命学习，积累资本。”
听到孩子这么镇静的回答，我们一阵战栗，后背感到一股寒意。孩子是天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都很不定型，可塑性很强。但这孩子这么严肃认真地回答，他周围的同学也一再起哄，就说明他这种想法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常向周围的同学表露了。这名“三好生”的言行能不让人担忧吗？
与周期同同学相似的，还有一个曾经被很多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就是曾在昆明扒机的幸存少年梁某某。
2004年11月18日人民网“教育聚焦”一则消息说：“扒机幸存男孩表露：长大后反正不想当好人！”消息报道，面对媒体梁某某说：“我在外面和在家里是一样的，父母都不管我，我知道他们的电话，但我不想和他们联系，也不想他们。我不知道长大后做什么，反正不想当好人，好人都没有好报。坏人至少开心。”后来证实，梁某某是怀化一名初一学生。在妈妈眼里，他是个好孩子，尽管在家里不太爱说话，但很听话。他的成绩处于中上水平，在班里还是班干部。他乖巧伶俐，家里人都喜欢他。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父亲在广州打工，母亲无业，但只要他想要的东西都尽量满足。这样一个聪明、听话在班里还担任班干部的好孩子，居然表白长大后不想当好人，这与周期同长大后要当贪官的愿望异曲同工，同样让人震惊，让人为他们的“心声”痛心。
无论长大后要当贪官或是长大后不想当好人，听了孩子们这些话，都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好孩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阴暗丑陋的话呢？但听了他们后边“当官能捞钱，有权有势能办事。”“好人都没有好报。坏人至少开心”这样的注解，我们就不难理解孩子的心灵为什么会那么灰暗了。孩子的话无疑偏颇和不成熟，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进而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呢？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不都应好好反思一下吗？
所谓“言为心声”，这些孩子如果从小就沐浴在家庭和学校良好的教育中，形成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不会萌生出“长大要当贪官，好捞钱”的念头；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在不良环境里耳闻目睹，看到太多的“好人吃亏坏人逍遥”的事例，也就不会说出“长大后不想做好人”的让人震惊的直白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教育的缺失，成人世界的腐败和糟粕，是如何在毒害和麻木着我们正在成长着的孩子的心灵。
当然，孩子出了问题，自身也应检讨。我们很多出问题的孩子，思维已较成熟，如一些十四五岁以上的孩子，明确的是非观是应该有的，出了问题也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该分析的要分析，该引导的要引导，该帮助的要帮助，该责罚的必须责罚。没有分析引导，孩子就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会在错误的误区里越陷越深；而没有惩罚，一味为孩子开脱责任，无疑是对错误的认可和放纵，会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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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寻找与沦落（1）
这是一组情色故事，这也是一组关于青春漂泊、找寻与沦落的故事。几个海外留学生的生活轨迹与遭遇，值得人们深深思索。
2004年3月，一些新闻媒体刊登或转载了杜宝仪的文章《偷情同居卖身只为寂寞？》。文章讲述了三个在不同国度留学的中国学生，出国后所遭遇的不同情感经历。让我们随着这篇报道进入异域他乡，去了解几个青春寻梦者生活中苦涩或灰暗的另一面。
寻找“解放自由”，原来只是一场梦。
Lawrence当年是带着一个“解放自由”的目的去英国留学的。
出国前，他刚大学毕业几个月，经常处在一种莫名的浮躁状态中，整天大声地听音乐、喝廉价的红酒，和一个非常爱慕自己的女友呆在一块。“我很容易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厌倦，对女友以外的其他女孩产生模糊而强烈的欲望。直接地说，就是很想出轨，眠花宿柳，放浪形骸，但始终没做成。”他之所以决定到国外读书，除了想有更好的发展，也为了那个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空间。
终于，到英国了。然后，半年过去了。
几天前，我在长途电话里问他“理想”实现了吗？他幽幽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现在很想女友，经常让她发些照片来，看她天冷、天热时穿什么衣服，想象自己此刻和她拥抱在一起……”
对于自由性交的兴趣，Lawrence表现得冷淡而有点无奈。事实上，这个变化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回想初到英国，Lawrence实在太需要女人的陪伴了：“恨不得有个灵巧的女孩在我身上跳。”他说起有一次一帮人去玩，沦落在五光十色里，却被一个长得不大好看的吧女调戏。“她喝醉了，一把抓起我的手放在她胸部，之后还向我要贴士，接着又和别人抱在一起。我当时感觉特别坏，像是被非礼后再被抢劫。”
据说，除非有钱或特别帅，一般中国男生出国读书比较难发生艳遇。“所以我现在是继续接受煎熬，但已经不那么渴望了。”他说。
中国的女孩子呢？我问他。他鬼魅地笑了笑：“手到擒来。有个女同学对我很好，但一来我不想发展另一段感情，我和女朋友很好，只是缺乏一点刺激；二来如果那个中国MM纠缠我，会比现在更烦，现在倒还潇洒些。”
于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男生通常想玩玩，女生通常想结婚，最终大家都得不到。
同居，是为了互相取暖。
已经在美国进修了两年硕士课程的萧民和许多中国大学生一样，很快就能适应那里的生活、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正常的交往没有问题，但始终很难和当地人毫无障碍地融合在一起。他说：“中国学生有自己的社交群，但我没有很好的同性朋友。”
缺钱、寂寞、成绩一般，这些就是从中国出去的“边缘学生”。从前萧民会和几个同学去酒吧看看脱衣舞等，但过后会觉得没意思。美国人没事就会一起喝酒、跳舞、狂欢，甚至很自然地性交，似乎只追求片刻的快乐。
萧民表示，其实留学生在美国，一男一女不容易正儿八经地恋爱。中国学生在这里的孤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很想有知己可以互相取暖、在生活中互相帮助、在生命里互相依赖。“我是在一个朋友家的PARTY上认识陈瑞的，她很普通、很平淡，但很亲切。聊起天来，大家都觉得很投缘。”
以后，萧民和陈瑞经常在同学家聚餐时一起玩。“后来凡有她在的聚会我才去，而且觉得和她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本来意识到和她有“感觉”了，萧民想刻意回避一下，但若一个星期不见，又觉得很痛苦。
一次，萧民到陈瑞的房子玩。“她拿出相册给我看她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照。看着看着，她竟哭起来，告诉我她父母早就离了婚，把她扔到外国来……我抱着她，喝了很多酒，边喝边都哭起来，我能够感觉到午夜的空气里充满了性、酒精和颓废伤感的气味。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发现我不在身边，以为我不再理她。结果我买了早餐回去，一进门，她诧异得一动不动，我把她狠狠抱住，然后做爱。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晓得是迷恋上她的身体还是什么，渐渐地就离不开了。后来干脆租长期的公寓同居”。“这样平静的生活更让我感觉情绪稳定，可以努力读书和思考前途，不会再因为寂寞而泡吧、看###和找刺激。这边的朋友也很羡慕我们的关系，虽然吵架总会有。”
逝去的青春：失去了永不再来。
近年来，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想捞一个洋文凭，为将来就业奠定一定的基础，这些学生多半会勤奋苦读；第二种是成绩优异，有一定抱负，考到国外的名校读研深造，将来希望能干一番事业；还有一类孩子则是高中成绩不好，眼看考不上大学，望子成龙的父母又不甘心，就把他们送出来“镀金”。安然就属于最后这种。
安然才出来读大学时循规蹈矩，但实在读不下去，倍感寂寞，便很想有人疼她。可是父母不理解，所以她拍过很多次拖，后来便和一些男人泡上了。
因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了一个男人，就会有第二个男人。每个人都说自己有多爱她，其实作为一个男人，老实说，面对一个单纯的中国女孩，他们99％只是想玩玩。他们有钱、有酒精大麻、有甜言蜜语就够了。安然第一次看到男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