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比较简洁，只有四个人：周武王，秦始皇，汉文帝，阿斗。能臣也只有四个人：管仲，赵高，陈平，韩信。司马家族中大部分都是阿斗，没一个中用的。个人只是历史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像阿基米德想象中用一根棍子撬动地球的人永远不会出现，上帝也不能把他屁股底下的地球撬动，单纯从能力上来说，没有什么人真正牛逼到无人取代的地步，孔子他娘如果生的是女儿，那中国还会有第二个孔子。但皇帝不行，因为帝制中皇帝是轴心，皇帝不行也不影响整个历史，只要还有个强有力的副轴心也行，再不济，家族中有其他的强人取而代之也行，可惜，司马家族再没有出现一个司马懿。范文澜先生在著作《中国通史》中对司马家族下了这样一个评价：“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在天有灵的司马家族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羞耻感的话，听到这话会再次郁闷死；如果一点羞耻感都没了，那会哈哈大笑。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7）
作为皇帝，享受一下人间乐趣也未尝不可，或者说也是应该的，不过凡事都应该有个度，晋朝之前的皇帝在享乐上也都很奢靡，大概只有汉文帝和王莽是禁欲主义，不怎么享受，而综观中国各朝各代，大多刚建国的时候都要清廉一阵，树立一个好风气，但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首先立下的不是勤政的风气，而是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这就为晋帝国从一开始立下了享乐的旗帜。273年，司马炎下令，从中层官吏家中选女入宫；274年，再次从下级官吏和普通士族中选女入宫，数目达到5000人；当吴国灭亡时，又从吴国选了5000人，所以，他的后宫总是人满为患，大约总有一万名女人等着他享用。《晋书》记载，司马炎自己都不知道该到那个女人那里去睡觉，于是就让羊车随便溜达，停哪儿算哪儿，于是“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上梁不正下梁当然歪，西晋官吏们当然也都喜好这种奢靡生活，酒筵奢华不说，甚至到了在酒筵中把杀人当娱乐项目的地步，西晋官员石崇请客，客人就要求看杀人，于是他就接连杀了三个女奴。另外，各种荒淫无耻的事在西晋也都能看得到，司马炎的女婿王济就喜欢用人奶喂猪，因为他觉得这样喂出的猪肉味道更香，晋武帝为此还夸他，真不知道王济是否用司马炎女儿的奶喂过猪。西晋尽管也坚持儒家学说，但《晋律》中明文规定，除了死罪不能赎外，其他所有犯罪都可以用缴纳赎金的方式抵消，这不就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纳钱赎罪之政吗？其实死罪也不是不能赎，只不过贵了点，大概需要黄金二斤。
当上层社会奢靡淫乐之风盛行的时候，文人们也开始拍马屁为他们构筑奢靡理论，当时就出了个《扬朱篇》，大意是人生苦短，做圣人要死，做恶人也要死，反正都是死，那还不如及时享乐；如果人活着要禁欲，那还活个什么劲——这不简直就是将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理论化了嘛！
当然，身为皇帝、身为官吏，总要有台面上的政治言论，但他们又根本不想做什么，于是，晋朝诞生了中国最著名的时尚之风——清谈之风，也就是所谓的魏晋清谈。其实完全没必要说得这么文雅，就是光说不做。
供奉儒家学说的西晋司马家族率领贵族士大夫们就是这样修身养性的。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一死，这个帝国也就急转直下，“八王之乱”开始，中国从此又进入到了一个为期三百年的大*年代。
其实，每逢建国后不久就会进入柏杨所说的“瓶颈”期，这段时间里建国前的战乱已经平息，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后各地也都恢复了活力，而那些开国文臣武将们也都差不多死的死、亡的亡，开国皇帝也死了，而继位的第二代、第三代君主一般都没有开国皇帝那样的威势，因此，各地王侯对中央也就不那么恭顺，而中央为了压制地方诸侯，开始削减他们的权力和实力，这又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结果就会引发战争，但一般来说，这种战争中央取胜的概率多一些。晋朝的“八王之乱”与汉朝文景时期的“七国之乱”很相似，但有那么一点不太相同的就是，汉朝文景时期的中央政权是图谋向上的，中央和地方矛盾的起因是中央要削减地方权力，而削弱地方权力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持大一统的全局，但晋朝的“八王之乱”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几乎落到了可以蔑视的地步，如同衰落的东周中央。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8）
然而，司马家族的子孙及时行乐可以，搞政治、搞军事就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们的祖先司马懿、司马昭了，所以，别看八个司马王侯打成一片很热闹，但没有一个人具有明显优势，没有一个人具有领袖气质，因此，司马家族不过是一群混蛋和另一群混蛋之间的斗殴，没一个能成事的。无奈之下，稍聪明点的人就想到了要联合当时的士族势力，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于是有了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联盟，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衍是什么人？他就是“清谈”之风的领袖，不过王氏家族在东海地区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司马越与他联合，就能赢得清谈一派的好感，也能获得地方士族的支持。
我前面说过，中国的能臣只有四个人，王衍就是赵高一样的能臣，他信口雌黄，看似清谈领袖，他实际上是一个纵横家，他绝对有能力，但不是王猛那样的伟大政治能力，而是赵高一样能在纷繁复杂的朝堂权力争斗中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权术家，所以，他始终高高在上。与苻坚和王猛这对搭档相比，司马越和王衍这对搭档就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最合适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司马越和王衍联合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对“王与马共天下”的搭档，那就是琅琊国的司马睿和王衍的堂弟王导。《王导传》中说：王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王）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雒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王衍和赵高一样，对天下大势实际上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三窟理论”，“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其实，若就论天下大事的分析和战略预谋而言，王衍也算得上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三窟战略”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不相上下，但不同的就是出发点，诸葛亮是为刘备图谋天下，而王衍实际上是在为他自己和司马越找退路，这就是三分天下和狡兔三窟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王衍对他的弟弟们说：“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晋阳秋》）”他原本在荆州和青州各建一“窟”，但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弟弟王导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
司马家族的那点能力全用在了享乐和内斗上了，其实，有那么一两个皇帝无能、享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帝国不会那么轻易崩溃，但司马家族连起码的继承人都没有安排好，如果前一任皇帝自甘堕落，但后一任皇帝能奋发图强的话，帝国还是可以重现辉煌的，如苻生残忍好杀，但苻坚登基后前秦重新变得强大起来。但如果连续几任皇帝都是胡亥的话，那就危险了。再者，皇位继承人还有一种客观的选拔方式，那就是几个有实力的皇室家族成员自相残杀，最后胜出的一个人得到皇位，这也是一种凭实力和智慧做后盾的选拔机制，这样胜出的继承人一般也较强，如李世民。但八王之乱的结果证明，司马家族出不了一个李世民——这就是个人是否具有领袖能力的问题了。具有领袖能力的人会早早在自己周围凝聚一大批人才，大多数都是一些重臣或者有兵权的人；而没有领袖气质的人，就没有这个凝聚力。而能否聚集一批能臣良将，也就决定着政变成功的概率，因为任何政变都不是某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集团对集团的结果。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
所以，晋帝国的衰落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原陷入权力真空，导致北方各族崛起，否则，北方各族根本没有机会互相争霸。
再退一步说，就是西晋灭亡了，东晋也还有强大的实力，论经济实力，东晋仍是十六国时期最强盛的，但司马家族仍然没能出现一个孙权一样的领袖，东晋帝国实际上仍然继续西晋的风气，整个帝国没有一点阳刚之气。尽管这个帝国也曾几次北伐，但最大的成就也就是灭亡了成汉帝国，收复了四川一带，仅此而已。当然，任何帝国都会有一些真正的能臣武将，关键就是帝国能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桓温是东晋的实力派，也是最有北伐之心的人，他主张北伐，也曾亲自北伐，灭成汉就是他的最大功劳，但南迁而来的那些原西晋士族官僚对北伐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过以前那种及时行乐的生活。另外，东晋其实也是一片乱象，各种叛乱迭出，所以，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像是熟透了的柿子，就等着有人摘了，怎么可能还有北伐的心思呢？所以，东晋的北伐次数倒是不少，不过失败的也同样多。除了桓温之外，祖逖也是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