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的拆运无分巨细，大到厂矿设备，小到桌椅门窗，甚至于连农民的耕牛也一并收拢。仅仅一座鞍山钢铁厂的拆运工作，就耗费了四十天，用掉了60列货车之多。在这样的力度之下，截止1946年年初，沈阳90％的工厂业已成为一具躯壳，全东北75％的客车和93％的货车，也都尽数成为了苏联的囊中之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抽空了血的东北工业基地，却还仍然能够让那些接受过西方熏陶的军人们心惊不已，那么，处于鼎盛时期的东北，又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呢？
下面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准确的印象。
在张作霖父子的两代经营下，截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工业化的水平已经取得相当的水准，其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时隔70年之后，中国才重新接近于这一数字。
在1943年，位于吉林的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其发电能力达到每年22亿千瓦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数字，因为直到1949年底，全中国的发电量，也仅仅达到了这个数字的两倍。
在1943年的一年里，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的煤，93％的钢材，的电力，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依此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尖端企业。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东北已经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台湾占据了10％，套用一句古语来说，是“东北独占八分，台湾一分，天下共分一分”。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的烟囱林立，城市勾连成片，后来的辽中南城市带、工业带正是藉此成型，而贯通整个东北大地的铁路网线，其总里程仅在1939年就已经超过1万公里，在1949年全国的总里程，才仅仅20000公里有余。
当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这一连串数字的时候，任何一个对经济保持着敏感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连年内战，一穷二白的时代，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大概就是东北工业区上空飘过的缕缕青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你不知道的历史：资本化打造的工业区（2）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铸就了那一段岁月中东北的富强与辉煌呢？
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资本的秘密。
从表面上看，重工业是一个产出高，投入也高的行业，然而这个行业能够强大的秘密，却存在于规模经营之上，早在100多年前，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打造自己的钢铁帝国时就明确地指出——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绝对成正比，只要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益！
尽管东北的历代建设者们未必有过同卡内基同场演练的经历，然而他们却无不将这条准则奉为圭臬，而实现大规模的唯一秘诀，就是大资本的投入。
早在张作霖父子主政时代，政府当局对于近现代工业的投入便可谓不遗余力，为配合军事上的需要，以兵工厂为核心的一系列工矿企业随之建立起来，结合东北丰富的工业资源，东北很快便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力度下，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准，早在20年代末就已经超越了江浙财团控制的长江流域，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甚至于已经令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威胁，而这正是九一八事变在经济上的主要诱因！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军方力量侵入东北地区的同时，大批日本财阀的资金也开始迅速涌入当时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1937年，伪满洲国开始大力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按照“一业一社”的原则，在每一个行业内都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公司。
正是在这样的措施之下，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出现，它不仅垄断了东北地区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电力等产业，更自行成立了一系列配套的现代企业。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行为是出于方便日本资源掠夺的目的，然而假如我们抛开历史含义不谈，单从经营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决策却不失为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的是，资本能够实现自我增值，但如果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将资本运用在正确的领域，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本的最高效率，正如我们的理论所表述的那样，资本化不仅仅包括了如何聚拢资本，更包括了如何调配资本。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管理方面，这种“总公司——子公司”的结构，更是深得现代大集团管理的精髓，在总公司的调控下，分属于不同行业的子公司很容易发生产业间的写作，从而形成一条顺畅平滑的产业链，节省大量不必要的中间开支，既避免了金钱上的浪费，也避免了管理上的许多弊病。
正是在这样的准确规划之下，东北地区很快便形成了门类齐全，分布合理的工业形态，钢铁、化学工业集中于本溪、鞍山地区，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沈阳；纺织、造船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这样的分布格局错落有致，合理而有效率，很明显，在进行这些项目的规划时，以及在资本投向这些行业时，是经过深思熟虑与仔细规划的，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布局模式综合考虑了交通、原材料、地理、气候、人口等多方面因素，能够保证各行业的产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供求链中，从而实现资本的高速运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鞍山拥有规模宏大的钢铁厂，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还因为附近的本溪拥有丰富的煤矿，而优质焦煤正是钢铁工业所必须的燃料；不仅如此，当鞍山的钢铁被制造出来之后，由于其处于沈阳与大连的中轴线位置，凭借着沈大交通线的便利优势，可以以最快速度满足沈阳的军事工业、大连的造船工业所需，实现行业间的高效率协作。
凭借着资本化的力量，尽管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法统之上，并非一个合法存在的政权，但在经济规律上却做到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当时成为了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凭借着如此迅速的发展势头，东北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就铸造出令人称奇的成就，并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仍然能够以其侥幸残存下来的工业基础，给49年后的新中国以莫大的支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工业动力的角色，之所以能拥有这样的功勋，几乎完全要拜资本化的力量所赐。
靠什么来加速资本化
既然，资本化的过程如此重要，那么让这个过程变快一点，岂不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情？
道理是没错，但是事情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行驶着的车想要加速，就要先挂档再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数变得更高，不过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无论是靠油门驱动的摩托车，还是更复杂一点的汽车，总要有汽油才能加速。
那么，为资本化过程加速的“汽油”，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货币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我们在前面说过，货币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那么货币的数量多了起来，是否就代表着资本将会以更多的面貌展示出来呢？
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我们还要专门用一节的篇幅，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1）
提到战争赔款，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
的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诸国列强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而和这些侵略行为伴随在一起的，就是战后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了。在这些赔款之中，数额最大，也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数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2亿两白银，和1900年那一次的亿两“庚子赔款”。
不过，战败赔款倒并非是中国的专利，就在“庚子赔款”生效的18年后，列强之一的德国，也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得不同样“屈辱”地负担了数以千亿的赔偿金，尽管其计价单位是战前的德国马克，但它的支付手段却必须由黄金来承担，这也就是说，德国人需要赔偿2260亿马克，但是却必须先换成等价的黄金。
假如我们把战争赔款的定义再放宽一些，把那些在战争中由优势一方掠夺而来的财富，也同样定义为赔款的话，那么有关赔款的历史恐怕就更悠久，其数额也变得更加巨大。
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殖民战争中，从印第安人手中取得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这些财富虽然不是由战后条约来规定的，但却同样是进入战胜国国库的财富，因此，其实际效果和战争赔款也相差无几。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些进入到战胜国的财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人读到这里一定会哑然失笑，这个问题实在过于简单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是最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是货币里的货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一个国家的金银持有量增加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得到了增长。
那么，真正的答案是这样的吗？
举凡这样认识问题的人，无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财富最重要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其可以增加民众的幸福感。而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看到，在上面提到的战争中，无论是战争掠夺也好，战后赔款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