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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屠岸的诗歌写作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影响较大，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诗人的命运往往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了上海租界，“孤岛”业已不存在。屠岸这时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兽行径他满腔仇恨，作为一名学生虽然他没有拿起刀枪，但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使他下定决心，不给任何敌伪报刊写稿。
“我学英语从学英诗开始的。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我读高中时，表兄进了大学英文系。他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我的读物。我把英诗１００多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针扎到纸上的哪一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把１００多首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我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屠岸说，读高三时，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的英文诗。
一天，屠岸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地，他心中默诵起英诗。突然领悟到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屠岸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他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屠岸得了个绰号“尤里卡”。
著名学者、教育家唐庆诒是屠岸读上海交通大学时的英语教师。尽管他双目失明，但讲课精彩，对学生和蔼、亲切，深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屠岸回忆说：“先生每周给我们上两节课，全用英语讲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说，你们学英文要做到能听能说能读能写能译，要做到脑子里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思考问题。”
一次，唐庆诒嘱屠岸到他家去一趟。屠岸如约来到霞飞路上方花园师宅。唐庆诒对屠岸说：“我因目盲，不能阅读。所以请你来，为我朗读中文和英文的书、报、刊，每周一二次，可以吗？”屠岸知道先生是看中了自己的国语和英语发音准确流利，功课也好，所以要自己来帮他解决阅读问题。屠岸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一个接近先生又能为他服务的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说：“为先生读书报，是我最愿意做的！”
此后四五年间，屠岸每周登门一二次，风雨无阻，为唐庆诒朗读他需要了解或进一步熟悉的文学经典以及新闻报道之类。屠岸回忆时说：“朗读时，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不懂得的文句，先生随时指点、解惑，或指导我查阅参考书。因此这种‘伴读’本身往往就是优于教室听课的一种学习。后来我又为他查找资料，整理他的文稿，中文则手抄，英文则打字。这也是极好的学习。我师从他真是得益匪浅啊！”
一天，唐庆诒说：“你为我读书报，我给你一点回报吧！”于是他教屠岸古文和古诗。他家藏书极丰，让屠岸把线装书《瀛奎律髓》、《杜诗镜铨》等找出来，从中选出若干篇教屠岸。
１９８６年６月，唐庆诒以８８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屠岸因病未能参加追悼会，对此屠岸至今深以为憾。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4）
１９４３年夏天，屠岸曾暂住在江苏吕城农村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一个多月时间里，前后共写了５０多首诗。这一时期他的诗短小凝练，遣词造句讲究，语言干净清爽，在意象的锤炼上也颇见功力，有小令般雅致的美。如《古诗》、《小城》、《暮》等都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叩门》，则把作者向往革命、向往新生活的那种急切、新奇又惊悸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当时，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边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天半夜里，屠岸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时，他的嗓门使隔室的居者惊醒，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起火了，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跑到屠岸所在的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了事情原委，他与屠岸相视而笑。从此，这位兄长叫屠岸为“诗呆子”。
“老运动员”的“地下艺术创作”生活
抗战胜利后，屠岸在《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诗歌，并在１９４５年冬与挚友们成立“野火诗歌会”，诗歌会延续了两年，最后被迫解散了。
１９４６年２月，屠岸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患了比较严重的肺病，在上海交大读四年级的屠岸被迫休学。休学后，屠岸在地下党组织内做一些组织联络和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１９４８年，屠岸在《盲者之歌》里，表达了自己愤怒、痛苦的心灵独白：“是的，我还能够听到 ／ 狱官的厉唤和囚徒的怒吼，／ 刽子手磨着冷亮的钢刀之声霍霍，／ 我也嗅到硫磺的毒焰弥漫，／ 受难者的尸体散发出血腥和腐烂的气息；／ 而太阳离我太远了，／ 寒冷啊，我只是在黑暗的寒流中起落！”当然，面对反动派的恫吓和屠刀，诗人并没有被吓倒，他反而唱出更加激越的强音：“哦，让三棱镜把远距离阳光的焦点／聚集在我的躯体上，让它／向着夜中国的荒原燃起一股烽烟！”
１９４８年，屠岸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鼓声》，借用惠特曼激昂高亢的诗句来为革命擂鼓助威，并预示代表中国未来的共产党将取得胜利。“惠特曼的《鼓声》是我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选择他还有象征意义，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我想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与此同时，屠岸还进行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卞之琳评价屠岸的翻译水平“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屠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饱沾浓墨，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光辉的一页》，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表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屠岸的诗歌创作似乎停滞了，很多人对此疑惑不解。屠岸说，他也想写讴歌祖国的政治抒情诗，可拿起笔来，总觉得写不好，慢慢地文笔涩滞，也就很少写诗了。作为心灵诗人，屠岸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回避，但在诗艺上，他却极力逃避诗歌的概念化和口号化。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到这一口号，屠岸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提笔写出一些个性鲜明的诗和文章。那时，他正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１９５７年春，他在中国文联的墙报上撰稿说：“现在文艺报刊编辑部有些领导是外行，领导干部应该选举产生。”此话一出，立刻捅了马蜂窝，屠岸被认为是右倾思想严重。尽管单位的上级领导一再保了他，可他写的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痛苦、郁闷和迷惑折磨着他，他彻夜失眠。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5）
屠岸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烧红的铁砧上挣扎的鱼，整天担心吊胆地没日没夜地痛苦的检查中备受煎熬。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是这样，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也是这样。
屠岸说，仅仅因为他和胡风见过一次面，以及在解放前曾在学生文娱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掌握运动的人就宣布对他审查，撤销他的党小组长的职务，停止组织生活。后来以田汉为书记的中国剧协党组，经过内查外调，总算查出来他不是胡风分子，宣布撤销对他的处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转眼又有“反右”斗争这一关。这年春天，号召整风，鼓励争鸣，文联墙报编者约他写稿。他就写了一篇有关选举问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主张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应民主选举，选懂行的人来担任，再由党组批准。这篇文章在反右时成了一条大罪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时被认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所幸的是，当时以田汉为首的党组把他保护过关了。可是在档案中留下了“思想右倾”的评语。他因此需要“继续改造”，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
“被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不安使屠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他彻夜失眠，精神呆滞，后来就病倒了。因为肺病复发，病情严重，他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不久总算恢复了工作。但紧接着三年困难，因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加上心情恶劣，他的肺病极度恶化。１９６３年，在医院里他被切除了部分肺叶。
１９６６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疾风暴雨，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砸了个晕头转向。大批干部被“打倒”，至于几年前的“落网之鱼”在这次浩劫中更是无一幸免，屠岸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夜之间，他被戴上了个“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虽然未受皮肉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