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任务：给画下了威廉王子湾被油污浸透的海滩和濒死的鸟儿的画面并邮寄过来的数以千计的学童回信。
宗教成为新的（也是非常古老的）影响因素
2003夏，一个名为福音派环境网（Evangelical Environmental Network）的团体发起了名为“耶稣会开什么车”的活动。这个团体发布广告，鼓励基督教徒购买燃油经济性高的汽车。信仰宗教的消费者们逐渐认识到，爱护上帝的造物是一项道德要务。一项对美国福音派信徒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8％的受访者将环保列为“重要”的优先选择，仅次于占52％的堕胎问题。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资深人士理查德·西兹克（Richard Cizik）表示：“我们对堕胎问题已经讨论了30年，而对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开始提起环保问题，这真是一项令人惊异的统计数字。”
2006年，一群福音派牧师承诺致力于阻止全球变暖。这一举动大大震动了那些认为福音运动是共和党附庸的人。在与布什政府分道扬镳之后，这些牧师明确表示基督徒有责任为地球尽责，并且在《纽约时报》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上整版刊登这些观点。
企业所在地
1995年，加拿大铝业集团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公司需要得到所在地的支持。这并不是一家经常对所在地相关问题管理失当的公司。当他们不得不关闭位于苏格兰的最老的一家冶炼厂时，对本地员工离厂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但是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们与当地的关系却几乎是空白，充其量也就是公司与当地需求之间的零和游戏。
在将公司业务规划与本地利益及非政府组织所关注的问题相结合方面，加拿大铝业集团几乎未作任何努力。数年过去了，这种做法也没出什么问题。但是当加拿大铝业集团想将一条河流改道，借用水力发电供应一座巨型冶炼厂时，他们发现时代已经变了。当地的土着居民起来反对。过去加拿大铝业集团一贯指望加拿大政府来解决当地问题，但这次却行不通了。为了继续其引水项目，公司需要直接说服当地社区，但是他们既没有令当地居民支持公司的经验，也没有积累起声誉。
加拿大铝业负责公司事务与外务的高级副总裁丹·加格尼尔（Dan Gagnier）对我们说：“我们在环保听证会上‘赢’了，并且为得到允许也作出了所要求的改变……但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了，因此我们实际上还是输了。”其环保总监保拉·基斯勒（Paola Kistler）补充说：“在过去，我们认为政府能代表当地……但现在我们发觉必须直面利益相关方，这是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啊。”最后，加拿大铝业集团放弃了引水计划，留下的是超过5亿美元的搁置成本。公司仍拥有半条隧道。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13）
正如加拿大铝业的案例所表明的，在某区域开展或扩张运营之前、之中和之后，让当地社区参与进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新建筑或新工厂的破土动工变得越来越艰难，对很多公司来说，当地关切问题的优先考虑级别正日渐提高。鉴于与当地、反过度扩张行动以及“不要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态度相关的重重复杂问题，哪怕最精心布置的计划，其成败也系于地方的支持或反对。
投资者与风险评估者
员工
员工可能是市场参与者中最有力的一方，因为他们决定着一项计划乃至整个企业的成败。他们可归于从监督者到当地成员的任一类别，但我们将其归于此处，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时间和技能投入了所服务的企业。对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这就意味着任何能使雇主更受欢迎的优势都值得去追求。不去深究心理方面的因素，员工希望从工作中获得满足的需求有着巨大的转变，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企业需要尽忠职守的员工，而员工也希望找到值得自己投入的企业。
2004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对MBA毕业生进行了一项调查，评估对他们而言潜在雇主各方面实际情况的重要程度。为获得定位正确或有正确价值的公司的职位，学生愿意牺牲多少收入呢？结果令人惊讶：有94％的学生愿意降低一些工资，进入关怀员工、关怀利益相关方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平均来说，这些被认为孜孜求财的商学院学生愿意为此每年少收入万美元。
在过去10年中，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已经觉察到了新的动态。未来的高管们希望自己的公司是可以向人夸耀的，不仅是在华尔街，而且在街谈巷议中都是如此。即便强硬的首席执行官之中最强硬的一位，曾经对于环保问题在企业战略中的角色大加质疑的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也认识到了这股潮流的到来。尽管在通用电气向纽约哈得孙河倾倒有毒化学品上，韦尔奇与监管部门针锋相对，但他对公司的高管们说：“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不站在正确的一方，优秀的人是不会为我们工作的。”
价值驱动型员工会造就价值驱动型企业。正如我们选出的潮流驾驭者所认识到的，以更高尚的原则激励公司，能大大提高员工的士气与献身精神。这种做法甚至可以挽救一家公司。施乐的首席执行官安妮·马尔卡希（Anne Mulcahy）曾目睹了公司接近破产的那段惨淡光景，她相信是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最终挽救了它。“当公司深陷难题之中时，我们请员工加倍努力工作。”她说，“而大多数员工也都留下来与公司患难与共，因为他们相信公司的主张……相信公司坚持做优秀的企业公民。”
所以，没错，管理好所有这些参与者不仅能减少潜在风险与控制成本，还能带来赢利可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员工流失率，并且激励员工。
股东
传统上，我们认为股东仅仅关心公司的利润，而非公司是否是优秀企业公民。实际上，这个简单的逻辑已经迅速被打破了。“股东”并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确实，普通散户对可持续发展知之甚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通过共同基金或其他投资工具进行投资，而那些投资机构会甄别企业在社会责任或环保责任上的表现。
这些投资归于社会责任投资。根据非营利组织社会投资论坛（Social Investment Forum）提供的数字，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产投资是以某种方式进行过甄别的。不过这个数字有一点误导嫌疑，因为其中包括避开了烟草及赌博类“罪恶”股票的所有基金。真正寻找最具环保责任感及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基金资产约为2 000亿美元左右，几乎可以说是很有限，但金额只代表一部分情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14）
即便从来都不是环保思想温床的华尔街，也感觉到了绿色浪潮的影响。很多选股者现在都会将环保管理视为良好综合管理的指标之一。由于资源，尤其是矿物燃料相关资源的限制日益影响着企业的业绩，更多的投资者都将企业的环保战略纳为其分析的变量之一。事实上，美林证券（已被美洲银行收购）的一份报告中关于选择汽车类股票的标准，就是看哪些公司已经为应对“资源有限的世界”和“清洁能源汽车革命”作好了准备。毫不奇怪，丰田公司是胜利者之一，此外还有现代汽车公司和汽车配件制造商博格华纳（BorgWarner）等。
识别企业是否有更高环保责任感的数据基础也在不断增加。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富时欧洲指数引导投资者和寻找投资基准的企业选择表现优异的股票。而这些名单是根据伦理投资研究服务组织（Ethical Investment Research Service）、创新投资公司（Innovest）以及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等机构的研究所得出的。这些机构收集企业环保战略及成果方面的数据，据此为公司排名或评级。创新投资公司仿照债务评级系统，将公司的评级分为从AAA到CCC。
路透社董事长（联合利华的前任董事长及联席首席执行官）尼尔·菲茨杰拉德（Niall Fitzgerald）认为，这些评级系统会越来越重要，“很快人们就会认真对待富时指数。这并不是因为软性的社会原因，而是由于人们将明白，如果在任何地方你没有负责任地开展经营，那么你在该地的经营能力就会受损”。
即便当华尔街还没有大力呼吁企业提高环保绩效的时候，资本市场上的其他因素也已经对企业施加了压力。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一连串地加入了施压的队伍。2005年5月，能够影响数万亿美元投资的各州财长和审计长会聚在联合国，讨论环境风险问题。保险公司和雇主养老金机构也参与了会议，如美联社所报道的，“来讨论如何向更多美国公司施压，令其公开承认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并探求降低风险之道”。
还有一些基金走得更远。美国三大养老金基金中，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家都特地留出了10亿多美元直接投资于环保公司及环保技术。加州财长菲尔·安吉里德斯因认定环保市场的增长，将州养老金基金投注其上，而招致了很多抨击。但这不会是这些资产掌握者直接投资环保领域的最后消息。
很多非政府组织已开始推动关于环保问题的股东决议。泛宗教企业责任中心（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是一个由275家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机构投资者组成的联盟，它已经将关注的焦点锁定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而其他一些团体，比如总部设于波士顿的投资者与环境组织的联盟色瑞斯（Ceres），就坚持提高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的透明度。尽管这些决议大多没能通过，但通常能得到股东20％～40％的支持率。
而为了避免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