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也许只是时间太长记不清了，而柏木先生的情况，估计是因为城东三中的隐瞒行为暴露后，他对该校失去信任，主观看法和情绪篡改了记忆。类似的情况或许也会发生在下面将要出庭的证人身上。不，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的。所有的记忆都不可靠。双方同样不可靠的证言激烈碰撞，据此争执哪一方更为可靠。这样的行为能称为‘审议’吗？我要质询大家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说到最后，这个人惯有的尖锐而令人厌恶的口吻暴露无遗。
“我们手头拥有能够确认当时状况的资料。”藤野检察官用平静的语调回应道，“如果记忆和当时的情况存在偏差，可以参照这些资料来核实。”
“你说的资料，是指从城东警察署那里拿到的办案资料吗？”
藤野检察官没有理会这个问题。
“即使是真实的法庭审议，也会发生针对证人记忆可信性的争执吧？”井上法官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会检证记偏差是否在常识能容许的范围内，或者是否因情绪因素而发生扭曲。难道不是这样吗？”
“确实是这样没错。但真实的法庭拥有为检证提供依据的调查资料，如警方提供的报告等。
“刚才检察官不是说过吗？本法庭拥有与此相当的资料。”
“可是，检方和辩护方都没有纠正我提到的那两起实例。”
“陪审员们已经听到了你的证言，这还不够吗？”
“你是想说，野田和柏木则之的记忆只发生了细微的偏差，是吧？”茂木悦男对井上法官露出亲切的笑容，“然而要想辨明真相，这些细节正是最重要的，必须慎重对待。决不能因为与主题关系不密切而置之不理。”
井上法官沉默了。藤野检察官尽管看起来不怎么犯愁，却也不见动静。佐佐木礼子注视着井上法官，而这时神原辩护人举起了一只手。井上法官对他点了点头，他便站了起来。
“茂木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茂木悦男大方地点点头。“请吧。”
“在提问之前，我有一个请求。在我们的对话结束前，请你直视井上法官，不要移动视线，可以吗？”
“没问题。”
“这座体育馆的天花板上，”神原辩护人继续说，“安装了许多两根一组的白光灯。请你回答，日光灯一共有几排？东西向或者南北向都可以。”
茂木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条件反射促使他抬起头，却被神原辩护人笑着制止了：“请不要看。”
茂木脸上大度的微笑渐渐变成了苦笑。
“这个……”他哼了一声，“有几排呢？南北向大概三排？”
“请确认一下吧。”
不只是茂木悦男，法庭内几乎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向了夭花板。礼子也不例外。两根一组的日光灯南北向共有五排。
“错了。”茂木笑道。
神原辩护人也笑了。“今天早晨开庭前进场后，你一直在法官对面的位子上坐着一直到被传唤为止，你一直坐在那里旁听，是吗？”
茂木回过头看向PTA会长确认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是的，就是那个座位。”
“我也记得。从一大早起你就在那里。即使你对天花板上日光灯数量的记忆出现偏差，也不能据此断言你刚才没有坐在那里，进而声称你什么都没听到或看到吧？”
“是啊。”茂木笑着说。
受到茂木悦男笑声的影响，旁听席上也爆发出笑声。这时，神原辩护人悄无声息地坐下了。
“败了。”茂木缩了缩肩膀，“我懂了。那就按你们的方式来吧。不过，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忠告。你们都是优秀的初中生，可要查明真相，绝不是玩玩文字游戏那么简单的事。”
“你的忠告，我们都听到了。”井上法官表示接受。
虽然并不甘愿承认，可佐佐木礼子并不觉得茂木悦男刚才那番话是多余的。
“下面开始询问。请你坐下吧。”
茂木回答说：“我站着就行。”
“作为HBS新闻类节目组的记者，到目前为止，你采访过许多校园或教育题材的事件，是吧？”
“是的。”
“具体都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校内暴力、欺凌引发的学生自杀事件，述有教师体罚造成的伤害事件等等。”
“大概经手过多少起？”
“包括没有制成节目的在内，就我的采访经验来说，大概有三十例左右。”
“在这些问题方面，你有着丰富的采访经验，是吧？”
“是的。我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也获得过相应的评价。”
藤野检察官两手空空，没有看笔记本或文件资料，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下面，我将就为同学关系而烦恼，或因受欺凌而痛苦不堪导致学生自杀的事件进行提问。”
茂木悦男看着藤野凉子，点了点头。
“有自杀却未留下遗书的情况吗？就你采访过的范围来回答就可以了。”
“在我经手的事例中，没有这种情况。”
“留下遗书的情况比较多？”
“不是‘比较多’，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是百分之百留下了遗书。”
“从形式上看，那都是些谁看了都知道是遗书的信件？”
“是的。既有写明收信人的遗书，也有直接注明‘遗书’两字的信件。”
“都放在自己自杀后马上能发现的地方吗？”
“这方面的情况倒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在整理遗物时，在自杀学生的抽屉里发现的。不过无论如何，遗书的保存形式都带有自己死后能让别人发现的意图。”
这次轮到凉子点头了。“在你采访过的事例中，有多少家长在悲剧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前，根本不知道他为同学关系或受人欺凌而痛苦，直到读了遗书才知晓的呢？”
茂木悦男动了动脑袋，稍稍考虑了一会儿。
“家长会觉察到孩子有点不对劲，比如总是无精打采，不想去上学，经常讨要零花钱又不知花在了哪里等等。不过这些家长往往把握不到现象背后隐藏的严重事态，严重到足以导致孩子自杀。就我经手的事例而言，几乎都是这样的。”
“在你采访过的事例中，有没有学生拒绝上学，之后又自杀的情况呢？”
“有一起是这样的。那名学生拒绝上学的原因并非遭受欺凌，而是因成绩不好而感到苦恼。”
“在这起事例中，家长在事发前担心过自己的孩子会自杀吗？”
“他们说在事发之前，父母双方对孩子拒绝上学的现象都比较担心，但也没觉得会严重到自杀的程度。”
藤野检察官露出了向数学老师求教方程解法似的神情。“这么说，无论原因是受欺凌还是成绩不好，在由校内问题导致的学生自杀案件中，与自杀学生共同生活的家长往往很难发现预兆？这一点倒挺让入意外的。”
“呃……”茂木沉吟着，不慌不忙地拉开椅子，坐了下来，“首先我要指出，这绝不能一概而论。尽管我确实经手过多起类似的事件，但在我一无所知的其他场合也有学生自杀事件不断发生。”
“明白了。我只是想听听茂木先生基于采访经验得出的意见。”
“那确实可以回答说，很难事先发现。特别是遭受欺凌的孩子，往往害怕父母为自己担心，或觉得对不起父母，因此会竭力隐瞒。”
“只是在孩子死后才了解真实情况，通过遗书或日记，是这样吗？”
“是的。”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从周边了解到的信息表明自杀的学生生前曾为同学关系烦恼或受到欺凌，但本人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日记等书面形式的记录。”
“这样的情况我从未遇到过。”
“相反的情况呢？根据自杀学生生前的言行和生活态度，家长已经感到了危险，却不幸没能阻止孩子的自杀。”
“我知道一起类似的事例。”
一问一答畅快淋漓。难道他们事先商量过吗？这样两个人和和气气地排练法庭询问的场景，礼子难以想象。
“令人痛心的是，在那起事例中，去世的孩子患有精神疾病。”
藤野检察官偏了偏脑袋，问道：“你是否考虑过，柏木也可能患有类似的精神疾病？”
“没有。来访过他的父母后，我便确信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柏木的逻辑性很强，他父亲刚才也在证言中提到过，他非常善于语言沟通。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受到过幻觉或妄想的困扰。日夜颠倒的生活方式和用餐没有规律只是不上学带来的副作用，和疾病完余不同。”
“他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许是得了抑郁症吧？”
“抑郁症和郁郁寡欢可是有本质区别的。”茂木悦男的语气就像在耐心指出学生在解题时犯的错误，“就连柏木则之先生也不认为卓也需要医疗帮助。我去采访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刚才的证言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即使担心卓也，仔细观察他的双亲都没有感到医疗介入的必要性。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卓也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为零。”
“原来是这样啊。”藤野检察官干脆地放弃了这个话题，“看来，卓也的死与你采访过的所有事例都不同，是一个极端离奇的特例，是吗？”
“确实与我接触过的事例都不同，但不能称之为‘特例’。”
“有与此类似的事例？”
“是的。”茂木点了点头，稍稍提高嗓门，“我认为，这和‘集体私刑’致死的情况极为类似。”
法庭上又响起一片叽叽喳唼的喧闹。连胜木惠子也抬起头看向证人茂木悦男。在此之前她可是陪审团中唯一沉浸在心事之中，对外界不闻不问的成员。
“集体私刑致死的情况有着具体的分类。说来有点话长，允许我在此作一下说明吗？”
“请讲。”藤野检察官坐了下来。茂木却站了起来，轻轻咳嗽一声，扫视着陪审团。
礼子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藤野检察官是将这位被城东三中视作无赖的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