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敢打赌，霍尔多科夫斯基的念想，从来没有出现在哪个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梦想剧场中，无论是在人民大会堂听总理作报告，还是在被总理接见的时候。有趣的是，13亿人口中，总有人要以“人民”的名义跳起来，指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最终会引发一场覆水难收的“颜色革命”。
当然，担忧者并非总是沉溺于*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人士，在描述邻居不幸的《寡头》和《世纪大拍卖》译介到中国的2003年，震惊于寡头教父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治的俄罗斯转轨内幕，他们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 吗？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但观察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认为，仅就当下的条件而言，他们还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寡头，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私营企业主要“从政”，主动权不在私营企业主本身，而在于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且看走向人民大会堂的冯根生、邱继宝，作为*十三大、十六大的党代表，他们本身就是*党员，就是执政党组织中的一员，自己人。再看进军人大和政协的私营企业主，财富只是表明他们是否应该纳入这个阶层的资格证书，而非他们参政议政的唯一依据，没有*基层组织的层层荐举，没有一个个会议的讨论、一张张表格的审查，是难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砸”出来的，而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产物。我们可以看看变身全国政协委员的浙江五位私营企业主，一位是全国青联界别的，一位是民建中央界别的，三位是全国工商联界别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走向人民大会堂，表面上看是他们所在党派和团体“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实质上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结果。如果*中央没有确定“适当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一人事安排的原则，他们如何想到能以目前的身份参政议政！
我们再看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这样高级别的“从政”，同样跳不出执政党画的那个圈。私营企业主出任副省级官员，是执政党谨慎作出的试点。该试点之前，徐冠巨已经被试点过一次。彼时，*的*部门计划让三个省（市）的私营企业主出任省级工商联会长，他们对候选人有两点“强调”：强调所属企业的纳税额、在本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光彩事业的业绩，强调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而这两个强调，都设定在一个前提下：保证政治标准。
考察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我们可以反观《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中国版序言中的论点。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
或因为此，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确实没有哪个阶层，像他们那样对宪法的修改，寄予绵绵的期待。直到2004年春天，去人民大会堂参与国事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始终没有停止促使国家修改宪法的呼吁。然而，他们对修宪的期盼，只是经济*，无涉政治*。究其实质，他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保障”这样的字眼，是绝不会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尽管他们已经拿到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议事的“门票”，他们参政的心态大抵还停留在政治满足、社会认同、追求公益的层面上。至于那些参政层次远低于他们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除了江湖人混迹庙堂之上的虚荣心，剩下的不过是想象中的生意上的便利。
跑来跑去，思前想后，他们知道，生意做不好，参与*政治，是没什么益处可言的。前车之鉴，就停留在并不遥远的身边。距离南存辉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镇上，20世纪80年代活跃着一个叫叶文贵的私营企业主，20年前发黄的《人民日报》还有他商人从政，破格提拔为副区长的消息，而今，浙江私营企业主明星团队中，再也没有他的名字。这个债台高筑的人，只给当年对他艳羡不已的晚辈后生们，徒余一声叹息，并作为一个案例警醒试图从政的后来人。
概而言之，只要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开放的前提和条件不发生原则性的变化，精神文化背景始终不曾偏离儒家的私营企业主们，就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寡头。无视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任意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比较，最终占据我们头脑的结论和情绪，就将是错误的、慌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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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
私营企业主自费拓宽民意渠道，如何见微知著地影响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老板出身的人大代表缔造的中国特色的议员工作室，究竟为谁代言？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我走马浙江，相继考察了在杭州的四级人大代表联手设立的“热线工作室”，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络点”，温州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前者是个短期运行的临时性机构，而后两者看上去像是常设性机构。调查三个民意平台的日子里，无数个*神经的细节晓谕我：如果说老板代表自费搭建民意平台，是一种隐忧重重的“金钱政治”，那么可怕的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的“政治意识”。
浙江人大代表老板化的趋势一度让外界议论纷纷。一位对此趋势感到不安的浙江人列举了一个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说，1988年她第一次当选时，一起从杭州奔赴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1993年她第二次当选时，就有少数老板跟她一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她第三次当选时，惊讶地发现一些以工农身份当选的老板代表，替代了真正的工人和农民；2003年她落选了，但从报章上察觉，除了党政官员，余下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半以上来自实力雄厚的有产者阶层。据说，她很担心，担心人未到京写作班子已住到京都各大酒店的老板代表们，能否像被他们顶替了名额的工人农民代表那样，为底层民众说话？
她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却太多偏颇。单纯地认为老板代表就是老板阶层的代言人，亦不妥当。在杭州发起四级代表热线工作室的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沈爱琴，“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工作室”中的周晓光，“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主持人周德文，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自费开通热线电话，设立“工作室”，起因是为人代会准备议案，过程和结局无不体现他们洞察社情民意的良苦用心。更好、更真切地为选民代言，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我说，对于这个意义上的“金钱政治”，金钱并不可怕。
为什么说可怕的是老板代表的“政治意识”？因为政治意识让他们屏蔽了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周德文凭借他在温州的影响力和市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处理了大量的个案，尽管一些他插手的个案，结果并不圆满。可他没有放弃，当民众怀疑司法*，他领先“质疑”温州中院；当水利工程安置中的移民、旧城改造中的拆迁户造访他的工作室，他没有因为他们牵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群体性问题而推诿。
起初，周晓光也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社会矛盾集中的来访者”。运转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将接待访问的内容，缩小到“议案素材”和具大局观的“大问题”上，范围也局限在义乌市为主，不超出浙江。显然，沈爱琴和章凤仙发起的“四级代表热线”，也借鉴了周晓光的做法。他们以“不给政府添乱”为自觉奉行的原则，坚称自己“不是信访部门”。
简单地认为周德文比周晓光、沈爱琴更具为民代言的大勇之气，以为周晓光和沈爱琴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情怀，都是荒谬的。后两者都是穷苦的农家女出身，她们对民间疾苦比一般的官宦豪门子弟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体悟。她们不愿意处理个案的原由大略有二：自认为处理个案不是目的，搜集适合全国人代会的议案才是根本；处理社会矛盾集中的个案，会影响社会稳定。后面一条，是她们的“政治意识”。据我的实地考察，她们强调稳定和“大局”的政治意识，与也同样关注稳定和大局的地方人大机关、地方官员关联甚大。毕竟，她们是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是周德文这样的地市级人大代表可以比拟的。若她们处理个案，全国各地的来访者纷至沓来，且不论她们有无精力应付，地方官员们也一定会对“稳定”提心吊胆。“讲大局的政治意识”，此时是悬挂在全国人大代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工作室”会否成为“第二信访办”，是有司们衡量他们政治素质的一个标尺。
我体量有司们的难处，亦可品咂出老板代表们的心理负荷。然而，我并不以为染有“第二信访办”色彩有什么不好。人大代表就个案问题约见政府部门，进行质询，原本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难道由人大代表出面商讨个案的解决，不是一种有序的*参与吗？人大代表介入群体性事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用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评述，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就是先进性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