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3年5月被逮捕，截止到我写作此文，已半年过去了。期间，舆论对中国富豪给予了空前的质疑和批评。依照惯例和往常的逻辑，一个富豪落马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更多的黑幕被揭露，更多的反面教训被记取，而孙却罕见地受到媒体的“特赦”。考察*被逮捕之后的舆论，我们注意到，舆论在*身上，赋予了惋惜、遗憾和数不清的同情。从媒体的报道中，人们发现*不是一个富豪阶层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一个不愿贿赂不给回扣不屑做胡雪岩的理想主义者。媒体的报道，非但没有让*一夜间变臭，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遗憾的英雄，他的形象在他倒霉的时候变得高大起来。虽然他曾被北京大学请去演讲，但先前的他至多是一个地方名流，他成为全国性的明星富豪应该是被拘后的事。
起初，*的消息仅仅在网络世界流传，人们感觉到媒体世界的报道似乎比较节制。直到《南方都市报》试探性的报道公开后，才有了后面的一连串媒体行动。一直苦于网上流传的信息无法证实的北京知识阶层，开始根据公开报道，展开对*的声援行动。
《南方都市报》一开始的新闻标题是“*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很快人们排除了因言获罪的可能，确信他是违法了，但学者杨支柱等人认为他违法而没有犯罪。北京一位高校教师还呼吁“拯救*”。显然，这样煽情的呼吁获得了正面的反馈。法学界有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孙提供义务法律援助。尽管法学博士*在“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一文中，将理由最终归结为宏大的国家和民众利益，但我猜他著文的出发点，是为*的个体命运鸣不平。
我相信，舆论在*一案中，是代表民意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被非法集资忽悠的“受害人”对孙的被捕额手称庆，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有众多的网民始终在为*鸣不平。自称萧一湘的八十老汉，给学而思网站发文，请政府给孙戴大红花，说“孙先生算是改革中的第三位改革英雄”。曾经，每当有富豪落马，网上论坛总是一片喝彩之声。我以为，这绝不完全是穷人嫉妒富人的幸灾乐祸，认为富人富得不干不净乃是要因。
我要请中国的富豪们注意，在舆论援助*的日子里，一些富豪正遭受媒体前所未有的质疑。回望未竟的2003年，中国的媒体对一些富豪鞭挞甚于讴歌。尽管中国的传统是为死者讳，但一些媒体却在富豪们死后揭露出不利于死者形象的所谓真相。从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上海*、钱永伟折戟沪上，福布斯榜上的中国富豪们的重重劫难，成了媒体世界探讨富豪原罪的起点。富豪们的死亡，诉讼，质疑，无不被媒体从反面总结我们这个法治还不够完善的社会，在转轨时期是如何地被钻空子。
反观*的被捕，舆论从中总结的是，我们这个法治尚有欠缺的社会，是如何地迫使私营企业主进入“非法生存”的状态。
两相对比，反差何其大。
所谓的仇富现象，被媒体总结后，我们发现，很多富豪喜欢在各种场合阐述他们的责任观念，他们说财富即责任。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对社会更多的责任。他们会例举他们的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他们的企业为国家缴纳了多少税收。我在表示赞许的同时，还要说，除了少数富豪，多数富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尽了一个企业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尽了自己的本分。
我并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那样，在做企业的时候怀着那么多对国家和民众的发自肺腑的感情。更不希望他们的父亲，都要像*的父亲孙凯先生那样，躬着90度的驼背，骑三轮车捡垃圾。我只是希望他们能从*案件中的舆论向背，发现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富豪应该遵循的道德律，而不仅仅是作作道德文章。毕竟，民意不可欺，舆论不可辱。*让我们记起了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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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的褒贬中成长
“公开的好处”，梁启超在百年前纵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就说过。然而，这个看起来等同于常识的判断，在100年后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世界的公认观念。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新教育实验”的媒体“接受史”，我们原本紧张的神经或可变得轻松起来。
“新教育实验”是一场官方人士主导的民间实验，意在修补“人的教育”的缺失，让人不要成为爱因斯坦所谴责的只有知识没有人文精神的“狗”。虽然作为主持人的苏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对这场实验的理论准备已耗时数年，但它披上*的“合法外衣”不过只有一年有余。发轫自2003年的“新教育实验”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快速精进与完善，离不开媒体的褒贬互动。
“新教育实验”扬帆起锚后，共开过三次研讨会。就“作秀”的频率而言，似乎还不足以吸引数十家媒体的眼球。但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再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官方媒体的阵容着实让人咋舌。
非但官方媒体，众多以民间舆论自居的媒体也参与了对“新教育实验”的“炒作”。无论是主张“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还是试图打动“小资”的中产阶层报纸《外滩画报》，抑或“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南风窗》，都以罕见的篇幅和页码报道了我们一贯难以理会的“行业新闻”。
根据我的媒体经验，除非是*组织的宣传活动，否则让这么多官方媒体集中在一年的时间内报道一件民间性质的教育行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就我有限的观察，近年来，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异常敏感的“吕日周事件”，还没有见到哪个不关*无涉政治的“行业新闻”受到这么多官方半官方媒体的自发追捧。
“新教育实验”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垂注，除了最高决策层重视未成年人问题的时事背景外，还在于朱永新的公开姿态。朱自己在教育在线上有个网页，经常去那里和关注“新教育实验”的人们聊天，一个记者就是在网络上预约了对他的采访。
朱的公开精神之可贵，还表现在他对舆论关注“新教育实验”态度不一的宽容。虽然媒体在方向上对新教育予以肯定，但对“新教育实验”的部分细节和未来提出了怀疑：“新教育实验”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传统的儒家道德，缺乏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教育这个至关紧要的环节；既然实验宣称的理想教育与现实的分数教育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它到底能走多远？
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朱永新们”不能回避的。“新教育实验”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必须作出回答。被迫回答的日子里，他们表现出思考快速成熟的趋向，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也在逐渐向前推进。
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境界在媒体的探讨中迅速提高。一开始，江苏本地媒体和教育界的行业媒体的解读，大抵停留在简单理念或者活动枝节上。随着行业外媒体和全国性媒体的介入，大家对“新教育实验”的理解提升到“新希望工程”的高度。《南风窗》借教育界人士之口称，该实验有望在另外一重意义上，成为继希望工程之后的“新希望工程”——原先的希望工程是一项增添书桌的工程，侧重于物质；新希望工程是一项有了书桌后塑造一个什么样人的工程，注重于精神。从朱永新们日后频繁使用的“新希望工程”的概念可知，他们和舆论界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内涵在媒体的激辩中快速丰富。朱永新的支持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正在和朱永新等人谋划一套公民教育的教材。不晓得公民教材的出现，与媒体对“新教育实验”忽视了公民精神的批评是否相关。但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这套教材已摆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办公桌上，今年年底有望面世。
毫无疑问，媒体对“新教育实验”的促动绝不局限于此。媒体接龙式的报导，客观上变成了宣传“新教育实验”的“公益广告”。来自朱永新的消息说，欲图加盟“新教育实验”的学校在急剧增多，这个起初还盘桓在苏州的实验，已延展至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认同并践行朱永新的新教育。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教育实验”，也会使不认同的群体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也是好事。事物就是在辩驳和交锋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存利去弊，渐渐成长的。向媒体公开的好处，正在于此。
“年度人物”中的小人物
青年农民高正落选了。180余万张选票，依旧没能让他感受重庆农妇熊德明此前一年的光荣——领取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度经济人物之社会公益奖。但高正还是成了名人，同样由央视操盘的“中国法治人物评选”，让他这个不能完整背诵一条法律条文的小人物，为2004年大结局的谢幕鞠了一个躬。
2004年，各种名目的年度人物评选陡然间多了起来，小人物也更多地进入媒体视野。最早发现中国艾滋病高危区的湖北医生桂希恩，成了至少5家媒体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央视“2004感动中国人物”，人民网“十大风云人物”，新华社“2004年：人物中国”，《南方周末》“2004年度人物”，千龙网“2004年度新闻人物脸谱”。
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的合理性，在于民本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大行其道。就个体而言，走上大舞台的小人物，实在有着太多的偶然间的戏剧性。如果没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没有高正的名噪一时。换句话说，没有中国高层领导人非制度性的“批示”，没有“批示”之后中国奶粉市场的全面整肃，高正断不会成为公众人物，即便他的维权努力感天动地，也难以掀起大的浪花。到上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