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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大部分源于公司和其他统一种类成员的机构，即现代组织的出现。但是反过来，这些变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公司本身也正如它置身其中的社会一样发生了变化。
通用汽车，四十年前现代组织得典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提供单一产品的公司，一个基本上在美国这一个国家内发展业务的公司，和一个制造型公司。典型得现代公司是高度多元化的，其业务不仅包含制造业而且还包括非制造业务像金融业务和服务业务。是“全球化”的企业。最后它基本上不是“制造型”公司，当然更不是像通用汽车这样致力于机器制造的公司。
通用汽车曾经是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得制造公司。四十年前，“更大”即意味着“更好”。大多数公司那时都太小而不能运用现代组织，现代营销和现代技术。而今后代表性的业务并不是越大越好。它将是一家公司，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必须有拥有结构、组织、政策和战略。换句话说，它与通用汽车公司同属一类。但它可能会小型而不是大型的公司。可以这样说，通用汽车可能代表的是动物中的大象或是鲸。今后的公司可能只有一个人组成。大象和鲸取得成果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他们的体积。人类获得成绩很大部分是基于他的智力。随着信息技术和制造工艺日益转向自动控制——也就是说，转向基于信息和知识的自动化——经济规模发生剧变。最优规模是指适应性最强而不是最大的规模。
不过今天，如果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公司来作为现代公司的分析模型，人民可能仍然会选择通用汽车公司。让通用汽车“过时”的特征恰恰就是让它中选的特征。首先，通用汽车简单，正是因为它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生产单一产品的公司，在一个国家内发展业务的公司，和一个制造型公司，其中包括管理者和工人，但只有相对很少的职业的知识员工。而只有简单才可成为模型，只有简单才能被分析，能被作为代表，能被理解。
但是，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变化，现代公司也只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追随者，或者说是拥有最清晰、组织最严密、架构最完整的组织形式的通用汽车所代表的公司的追随者。虽然今天的代表性企业已经超越了通用电气模式，它仍然是一个典型代表。首先，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基本组织结构模式都是从通用汽车所率先创立和发展的模式发展而来的，也就是从《公司的概念》最先分析和描述的模式中发展而来的。
今天，对于由《公司的概念》首次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问题仍是同样的。事实上，四十年前对通用汽车的研究中惟一没有提出的问题就是有知识的受雇中产阶级所产生的影响，知识员工和雇用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否则，我们今天实际上就没什么可供讨论的了——不管识公司内部，如结构、补偿、战略和制度等等，或是公司外部，如社会责任——《公司的概念》已经不是第一次辨别、定义并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用《公司的概念》中所使用的同样的术语讨论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十年里所有关于公司和公司管理的书中，要论及对一家重要公司进行完整的研究，而且是从公司内部进行研究，本书仍算得上是惟一。
彼得？F？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
1983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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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前言
从前，有个年轻人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的权威性著作。他研究了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资料，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学习中文。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声名鹊起。一个出版商因此和他签了一份条件极为优厚的合同，并且付给他一大笔预付款。一切准备就绪，他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他抵达了上海。他拜访了一些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渡过了愉快的一天。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盛情款待。深夜，他回到下榻的旅馆，却无法入眠。他的脑海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最后，在黎明前夕，他再次起床，匆匆记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十二个小时之后，当他从桌前站起来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份最全面，最完美的提纲；只要再把他脑中闪现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本书就完成了。他只需要关于一些次要问题的一点细节方面的数据。“好吧，”年轻人一遍浏览他的提纲，一边自言自语，“耽误一天也没什么关系；我明天最好收集这些数据，这样我之后就不会打断写作了。” 那是四十六年前；最近听到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很老了——仍在查阅一点小的细节和数据。
本书的主题，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与中国问题一样庞杂但却更加鲜为人知。我写作本书的资格远不如我们故事中的年轻人。因此，本次研究不能，也没有被称为是全面的或是结论性的。它所涉及的话题远远超出了这样一本短小篇幅的书所能涵盖的范围，甚至也超出了一个比笔者更加训练有素的人所能掌握和理解的范围。然而，它没有讨论能够涵盖这一领域的所有命题；遗漏的却可能很重要，甚至足以影响到结论。该主题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笔者的尝试看起来就像是新闻报导；然而，本书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笔者敢于把如此粗浅的文章呈现给公众，惟一的理由就是：如果不这样做，就将重蹈我们在中国的那位朋友的覆辙，即使不是永远，也至少会在有生之年不断拖延其写作和出版。那样也许会更好，但是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拖延关于我们工业社会基本问题的讨论了。对于美国，没有比这更紧急、更迫切的问题了——也没有比这更不为人知、更缺乏讨论的问题了。本书没有试图给出答案；它只希望提出问题。它不试图成为论述大型工商业公司与自由工业社会之间关系的权威之作；它是开放性的讨论，我希望它能引发一场热烈而卓有成效的争论。
* * *
很久以前，我就对以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但是，如果不是因为1943年秋天的邀请，哪怕是如此粗浅的研究我也无法完成。通用汽车公司邀请我从一个外部顾问的角度对它的管理政策和组织方式进行研究，并完成研究报告。为此，我工作了十八个月。这次邀请不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经费，也使我得以深入接触通用汽车的资料、工厂以及管理者的丰富经验。毋庸置言，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都是作者个人的看法，没有反映通用汽车公司或该公司任何领导者的观点和结论。但是本书分辨问题和理解问题的程度是要归功于通用汽车公司在纽约和底特律中心办公室以及制造部门的管理人员，要是否认这一点就未免有些忘恩负义了。随着研究的结束，将近两年时间里，我所享有的与这一群人亲密接触的特权也必然宣告结束，对此我从心底感到万分遗憾。
我还要向其他很多朋友致以深深的协议，他们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的在工会工作，也有的在工商企业工作，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彼得？F？德鲁克
佛蒙特州，本宁顿镇
194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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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社会的启蒙哲学
彼得？德鲁克为中国的企业社会带来了什么？
文/《南风窗》主笔 袁卫东
在一个全球化的企业竞争时代，中国人依旧深深困惑于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中国企业依旧处于历史的困境之中，而无法赢得与这个时代匹配的主流价值？
美国《财富》杂志，在为纪念其推出“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50周年时，曾经宣称，大企业是人类最伟大的创新之一。《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更进一步将“现代公司”，列为与美国宪法同样伟大的社会发明，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政治的桥梁”。这显然是现代文明对公司意义精辟的见解。
简单的说，公司可以创造属于它们自己的有力世界，而且有其不凡的使命。而在中国，远非如此。
新世纪以降，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大震荡，最终让中国当代商业史，在其20多年的经验积累之后，依旧充满动荡和深不可测的命运危机，这不仅是企业人物的沉沦，企业的危机，甚至覆灭，而且演变为一场本土企业主流价值的塌陷。这反过来进一步加重本土企业群体的危机。
人们不免困惑：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进步？
与25年改革史，如影相随的中国当代商业史，其20年的价值尺度如何刻下？
人们不禁追问：中国政治与企业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战略？我们是“告别强盗资本家”，还是告别中国式的官商勾结？新政商关系能出现吗？一场以社会基本伦理为代价的致富和崛起，还要继续吗……
最终，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展开其内外“合作秩序”，在一场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现代文明大扩展中，获得主流价值？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经济学曾经因为其对于中国市场走向持续的倡导与论证，获得异乎寻常的主流地位，并由此成为中国商业时代的启蒙哲学，但在一个中国从政经改革驱动，转向企业价值和竞争力为新动力的巨大转型时代，就需要新的真正抓住历史本质的思想坐标。
彼得？德鲁克对于现代工业社会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观察与思考，因为其奠定管理学源流，而在这个国家已经引起相当的重视。这不仅在于德鲁克探索和建构的知识体系，而且在于其对于全球企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