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上市等。
所有的片段浇筑在一起，铺就太保涅槃之路。10年或能洗尽铅华，还原一个真实的太保。太保10年之变，需从1998年王国良履新开始讲述。
王国良，1950年生，曾任交通银行总行信托部副总经理、综合计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年轻时，王国良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不过，王国良曾经笑言《红楼梦》没看多少，《资本论》却通读了几遍。
表面上，任国内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一把手，是一件令人艳羡之事。实际上，此时的太保乱象丛生——截留保费、坐支保费、乱投资等行业恶习，太保皆有感染。
王国良回忆当年刚接手太保时，最怕的就是家中的电话响起，因为当时的太保资质很差，“每天打来的电话都是报丧的”。
纷乱有源头。
太保发端于1988年交通银行成立的保险部。经过3年的运作，1991年成立了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图5…2 太平洋保险公司历史沿革
复制了交通银行的体制，太保是“先有儿子，再有老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公司股权结构变迁路径。
由于交通银行当时实施的是“二级法人”制度，即各个分行均有自己的股东，甚至总行还晚于部分分行例如上海分行成立。这样的股权结构使得早期总行对于分行的约束力，除了业务指导之外，基本都落空。
交通银行尚如此，“儿子”太保亦未能“免俗”。有数据显示，至1998年前后，只有20亿元资本金的太保，却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资产，实际坏账已达35亿元。
属虎的王国良上台之后，强势推行“三集中”——资金、财务、业务集中，积极改造太保，使之成为“一个法人”。公司计财部门对全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清产核资，从每一幢办公楼、每一辆车，到每一张办公桌和每一台电脑，件件都被详细登记在案。
这些“斩立决”的举措迅速遏制了风险，使得太保各地公司从胡来乱做，到相对有序。
一位当年分公司的一把手回忆，1998年之前，基本“听不到总公司的声音”，但1998年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998年至2002年之间，王国良协同另外一位猛人洪涛（时任太保纪委书记和人力资源总经理），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闪电般更换干部，彻底打破了分公司的独立王国。
这其中，“胡萝卜”就是王国良的豪饮，无茅台不欢的王，镇住了各地军人习气甚重的分公司一把手；而“大棒”则彰显王国良的强人本色，诉诸司法，将部分无良干部送进高墙之内。
“我曾经免过东北一家省级公司的总经理。他拿着一个本子来给我汇报，我一看就很烦，说你把本子丢掉，结果，他就乱了套。我一问问题，他就傻了。那些本子上的东西都是秘书写好的。后来我很快免掉他的工作，像这样的素质怎么行呢！”
王国良的强势可见一斑。
而王也自言，“刚进入太保的那三年，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真不知，这对于当时的分公司一把手而言，是福，还是祸？
不仅如此，王国良主政的前几年，太保壮士断腕，暴风骤雨式地推进业务整改。
“严格整顿机构网点，对保源不足、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机构网点坚决予以撤并”；“清理整顿保险中介机构，坚决停止与非法中介机构的业务往来”；“果断停办了一批质量差、风险高的业务，同时积极开发万能寿险、安居家财保险等有效益的产品”。
同时，1997年起，太保每年均花费不菲从全球再保险公司购买巨灾超赔保险，这使得太保的财务趋于稳健。例如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太保的赔付额虽然高达6000万元，但是得益于该保险，太保能够从海外摊回了300万美元的分保。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亦因为购买巨灾超赔保险，太保独立支持了当地最大的一笔保险赔案。
不过，业务的整改的确从负面影响了太保的保费规模，1998年太保保费收入124。71亿元，比1997年有所下降，但是利润达到3。8亿元，比上年增长60％，成为当年保险行业的一匹“黑马”。
仅过3年左右，太保的面貌焕然一新。
2000年末，太保规模与利润比翼。这一年，保费收入达到了152。5亿元，同比增长22。06％，实现利润5。4亿元。其中资产收益率超过1。7％，资本回报率达26％。
不能否认，王国良的“强人政治”以及“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于危险之时拯救了太保。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这样的做派后来亦成为太保精耕细作的桎梏。
例如，王国良“花费了和IPO一般的精力”，日后是非不断的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简称“太保学院”），居然是在一次饭局中谈及，并最终实施的。
言及太保学院，一个人就不能忽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号称“红顶商人”的尹衍梁。尹衍梁，1950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日照。润泰早年以纺织业起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金融服务业开始对内外开放，而尹衍梁也正由此时涉足金融业。尹氏最为内地民众熟悉的就是，尹经与其老师南怀瑾商量之后设计的光华教育基金会，以及遍及全国30所重点大学的光华奖学金。1994年，尹衍梁捐赠1000万美元兴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97年，尹衍梁捐赠200万美元，参与兴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正是在与尹衍梁的饭局中，王与尹明确了投资教育一事。
不过，这并不能简单地断言，王就是一个莽撞之人。例如，王国良有三句话流传甚广，“保险公司不是冒险公司”，“每张保单都要出利润”，“稳健经营就是利润”。话虽然直白，但是却直击保险公司经营的要害。
对于太保学院的决策，或许只能说生性豪爽的王国良，还不完全懂得商业的圆滑与拒绝的艺术。2006年年初，其时的王国良已经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他坦言：“公司的第一代领导者已经不太适应了，需要腾出来给年轻人坐。”
其思路是，“为了防止出现大的人事波动，我们准备专门设一个‘高级专务系统’，不算领导班子成员，但工资一分钱不少他的，一直干到退休。这样即使多花1000万元的成本，年轻人形成的新竞争能力所创造的利润远高于他。”
不过，命运不再施予时间。这年8月2日，声言“搞保险的人也是经常准备跳黄浦江的”的王国良，从浦东的太保转任浦西的上海仪电控股集团，身隔一条黄浦江。当时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正如火如荼，外界“双规”传言沸沸扬扬，这成为王一生中最困难之时。
不过，王并不改其强人本色，回击称：“太保和福禧（投资）没有任何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太保没有一分钱假账”。
困难之时，一些最熟悉的朋友、下属、客户纷纷电话至王国良家中问候，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当年的第一任秘书。风暴过后，所有的传言化为无形。王国良开始独守一份宁静，甚至买好宣纸，准备重操青年时的中文学业。
【注释】
（1）确定寿险产品的价格有四个重要因素，分别为预定利率、费用率、死亡率（健康保险为疾病发生率）和退保率。通俗而言，预定利率为保险公司提供给投保人或者消费者的回报率，预定利率越高，投保人获得的回报越大，但是相对的，保险公司则要承担更多的利率风险。
（2）2006年6月，新华人寿公开的股东信息显示，新华人寿股东分别是苏黎世、隆鑫集团、宝钢集团、亚创、东方集团、北亚、海南格林岛投资公司、神华公司等15家股东。
（3）AIG在台湾的寿险公司称为“南山人寿”。
（4）按照泰康筹备时候的分工，陈东升、任道德、徐徐主要负责人民银行审批的材料，寻找股东，落实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建设等，韩堃跑具体的联络和事务方面的事情。第二路是王恩韶、欧阳天娜、马云、郭德生，负责业务计划。陈东升主要精力是募股，招聘更是亲自过问。
（5）《保险管理暂行规定》（1996）第五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开办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6）罗健：《永安保险二次创业》，《中国保险报》，1998年11月27日。
第六章 壳公司困局（2000）
2000年，借力投连险，平安步步紧逼，攻城拔寨；而竞争对手中国人寿连连败退，上海等多个重镇先后失手。
平安兵临城下，国寿内部则引发了一场要不要推投连险的大争论。对于饱受降息折磨的寿险行业而言，投资型保险好像一剂补药，不仅解“利差损”之毒，而且可于短时间做大资产管理规模。
不过，投资型保险却是一把双刃剑。一年之后，领跑的平安不得不自饮苦酒，并酿成一次危机。而国寿由于采取更为保守的分红险策略，侥幸躲过一劫。
这一年，成立逾一年的保监会四处“开机构”。4月25日、26日、28日，保监会上海、广州和北京办公室分别挂牌成立。到年末，保监会已在13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和保监会呼应，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人保总经理的唐运祥当选为首届协会会长。
这一年还有第一诞生。
6月16日，我国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在北京揭牌。之后，6月29日、7月26日，长城保险经纪和东大保险经纪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至年底，有30多家保险代理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获准筹建。
不过，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介都未能成为主力军，更和其承担保险营销转型的期望相去甚远。保险中介的真正价值要等待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