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算处副处长的李政怀，以及处内成员詹肇岚、范平和崔正宇等组成。
1992年下半年，编制小组开始着手研究编制生命表的可行性。1993年，小组设计了总体方案和编制程序。1994年方案正式开始实施。当年7月底，中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中国人寿保险经验生命表（1990—1993）”诞生，俗称“93生命表”。
历时三年的编制工作，为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隔十年之后，詹肇岚仍然颇有感触，“当时是非常好的机会”。詹回忆，1992年他只有27岁，为1991年毕业的南开大学首届精算研究生。李政怀、范平和崔正宇等人，当时也只有三十一二岁。
1996年，人保分拆，詹肇岚进入了中国人寿业务管理部。2000年，詹正式进入东方人寿保险公司筹建部，主要负责精算工作；东方人寿筹备不成，詹肇岚二度创业，参与新公司国民人寿（现更名为“嘉禾人寿”（6））的筹备，担任精算负责人。
完成第一张生命表的编制后，领头的李政怀于1996年转赴香港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历任董事总经理、太平投资管理公司和太平信托公司董事长。2001年，李政怀回国参加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的筹建，并担任总经理。
另外一位参与生命表编撰的是傅安平，他也是詹肇岚的同学。傅此时在保险司拿着“金饭碗”，1998年保监会成立后，傅出任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副主任，后转任北京保监办副主任，继续畅游宦海。
不过，这张生命表也存在缺陷。
首先是数据并不全面。当时的寿险远不如现在的规模；同时，原生命表的数据都取自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尽管当时人保的市场份额非常大，但是仍然不能说完全代表了行业的平均水平。
二是1993年前，人保的寿险业务中有95％以上都是团险业务，这和当下以个人寿险为主的寿险产品结构大相径庭。
三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中国人口的寿命稳步延长，这极大地改变寿险定价的基础——死亡率。
因此，这张短短三年就新鲜出炉的生命表，势必迎来第二次的修改大动作。
2005年，中国生命表二度出炉，成为当年保险行业唯一可以和人民币汇率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相提并论的大事件。
放眼全世界生命表编制历史，这张生命表的数据量数一数二。其数据来源于6家公司：中国人寿、平安、太平洋、新华、泰康、友邦等，共1。2亿多条保单记录！
新生命表出台，市场一度担心寿险产品会涨价。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理论上，由于生命表的平均寿命延长，死亡保险产品的价格应当下降，生存（养老金）保险产品的价格会上涨。但是，由于寿险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死亡率、利息率、费用率三个因素，只要此消彼长，就可以维持价格稳定。
表2…4 2000年—2003年非养老金业务表平均余命与1990—1993年比较
马明哲旧瓶装新酒
1986年，对于年轻的马明哲而言，意义非凡。
这一年夏天，马明哲第一次坐轮渡到香港，去面见当时被蛇口人看做“神”一样难以见到的，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推销自己创建保险公司的设想——“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
不过，当时的马明哲远没有上述的文字般煽情。忐忑不安、又惊又喜才是他真实的心境。作为蛇口区的一名社保公司普通干部，马明哲尽管已经实现人生的超越，但是和蛇口的掌舵人比较，马明哲彼时只能高山仰止。
1955年底出生的马明哲，祖籍吉林。父亲是军人，马随父南下广东湛江，而马明哲的母亲属于归国华侨。马明哲的生命轨迹极有典型意义，生于抗美援朝结束后，成长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读书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知青。
但是，马明哲没有走上寻常路。
在那个汽车极为稀缺的年代，他学会了开车。“医生、司机、猪肉佬”是那个时代的“三大宝”，司机的身份让人眼热。
“开车是件辛苦的活，而且经常要为建设工地拉炸药，很危险，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却喜欢。”马明哲表示，“当时世界是封闭的，我却能开着车跑到广州、佛山、番禺、韶关，看到外面的情况”。
不过，马明哲并没有止步于司机。
平安的内部报刊《中国平安报》记载了马明哲的一个小细节：“我小时候读书没机会学英语，但是英语非常重要，怎么办？学，不懂就问。20年前我从26个字母学起，把《新概念英语》里近万个单词，都记在一张张小卡片上，一张卡片十个单词，十张卡片一小捆，每天带几捆在身上。后来一捆捆卡片装了一个大纸筐。当时，谁问我哪个单词在《新概念英语》第几页第几行，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他。”
知青返城，会开车的马明哲回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以工代干，有了干部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到了1983年，马明哲神奇般转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工业区。
这一年，蛇口发生了几件大事。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蛇口；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5月，袁庚忙着处理工业区内港资企业凯达厂的劳资纠纷。
这期间，或许只有少数人才能注意到初来乍到的马明哲。
1985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社保公司。1986年，马明哲已经从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经理，主持社保公司工作，这是马明哲主创平安保险的起点。
此时的马明哲已经接触到了商业保险，“当时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必须买保险。但那时候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提供给所有外资企业的保险只有一个产品。而且价格贵，服务态度差。社会又有需求。我便下决心搞一个保险公司”。
1986年正逢招商局集团庆祝成立一百周年，马明哲从招商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了机会——保险招商局，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商业保险公司。
面见袁庚，成为马明哲的又一次鱼跃。
“小马是哪个单位的？我见过，面熟。”见面之后，笑眯眯的袁庚试图让马明哲轻松下来。马明哲则把准备多日关于重操旧业，创建一家现代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与前景，表述得简明扼要。以实干家著称的袁庚很是赞同。
“袁董，你写信，我去跑。”灵机一动的马明哲抓住机会。
随后，袁庚给当时国务院财经小组副组长张劲夫、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等写信，希望能够延续保险招商局百年的薪火，成立一家新的保险公司。“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袁庚在信中写道。
未成曲调先有情。
1987年的一天，香港太平、民安两家保险公司递过来的名片启发了开始筹办新公司的马明哲，这家将要成立的保险公司被以“平安”命名。“平安”二字正合传统文化，暗扣保险理念。此后，“中国平安，平安中国”营销口号让这家公司占尽口彩。
不过，即便怀揣袁庚的亲笔书信，马明哲申请牌照之路也并不平坦。多次被驳之后，马明哲决定直闯中南海找张劲夫。临行之前，招商局集团北京办事处的人一本正经地告诉马明哲：“到了中南海，可千万不要随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会被当成特务，藏着的机枪就会伸出来！”
马明哲信以为真，在中南海始终战战兢兢，亮着双手，不敢稍有停留。（7）这成为艰难申请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见到张劲夫，马明哲印象深刻。
“也许是天意，领导接见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张当场就批示我的建议（设立新保险公司）可行。我着急地问，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带回去，他说‘这东西怎么能带呢’。”
1988年3月21日，马明哲们（8）的奔走终有结果。人民银行同意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受当时政策所限，统一招商局集团不能直接“露面”）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200万元。
这一张牌照于当时极为珍贵，不仅成就了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未来的路，而且第二批新牌照的批准要等到8年之后的1996年。
马明哲认为，平安之所以能够获得牌照，是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首先是）改革开放提出外商来投资的需求，这是核心，没有这种需求国家是不会批准的，这也是所谓的天时；而深圳作为特区却有地利之优；我以保险招商局重操旧业为理由，打动了袁董，并获得支持。”
4月15日，平安赚取了第一笔保费43998元。
5月27日，平安开张。旧历载，1988年5月27日乙巳时（上午9～11点）宜求财、见贵；庚午时（11～13点）宜祈福、求财、开市、交易。
不管这一黄道吉时出于有意或是无意，但是马明哲开始了中国保险史上一段最为著名的“马氏传奇”。
对于“袁董”，马明哲感恩备至。对于网上流传的，马曾为袁司机，因此受到额外恩惠的传言，马明哲幽默地谦虚道：“袁董那时候就是个神啊，能在电梯遇到都是荣幸。我在上山下乡时确实做过司机，这在当时还是选拔去的，但我哪里有给袁董做司机的荣幸？”
早在平安保险成立前一年，招商局集团下的另一家金融机构——招商银行于1987年成立。人们曾如此描述这两家深圳金融机构的“穷”出身：“蛇口中心区的招商路不过数百米，马路南头，招商大厦敦敦实实地盘踞着，招商银行在一楼，像个现在的支行，马路北头是平安保险，也在一楼，像个专卖店或事务所。”马明哲坦言：“那时哪有所谓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