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在做出决定之前，为什么不再等等、看看呢？“
麦肯齐·金的一番话对大卫起了作用。回到美国之后，他下定决心再继
续学习。他先去了英国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后来又回到美国，在芝
加哥大学读完了经济学博士课程。
对于大卫来说，在伦敦的一段日子是美好的，也是重要的，在那儿，他
接触到了许多上层人物，美国政府在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举行鸡尾酒
会，他们总不会忘记邀请在伦敦读书的大卫·洛克菲勒。大卫与他们的关系
很融洽。这些外交官往往会乘着酒兴，大发评论，有的时候几乎是在唠叨，
而大卫总能耐心地把他们的话听完，这大得他们的欢心。“大卫是个好小伙
子，聪明又有耐心，他以后的前途无量。“许多人这么说。其实，大卫对他们的那些话并不总是感兴趣，但他能够做到的是神情专注地一听到底，而且绝无遗漏。大卫这种习惯日后帮了他的大忙。他自己曾解释说：“难得有人不说废话，但是，一堆废话之中不见得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没准也会说出什么让他感兴趣的事实来，粗心漏掉就太可惜了。“ 1938年，大卫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未用资源和经济浪费》。这个课题的选择比较符合洛克菲勒家的清教徒传统—俭朴节约的治家理念。他父亲和母亲对此大加赞赏。为了这篇论文，大卫呕心沥血，写了260 多页。内容涉及商业、工业、银行业、垄断事业、政治机构和自然资源等各
方面。论文答辩的时候，父母申请旁听，他们要亲眼看到儿子的出色表现。
论文答辩那天，大卫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带着一叠叠的资料，所有的资料
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的棕色眼睛反射着内心坚定的自信。他的导师看他这
副样子，也不由得暗暗钦佩。正式答辩时，他口若悬河，言辞条理清楚，论
辩充分。老师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卫·洛克菲勒，能为我们谈谈你
现在站在这里的心情吗？“
“这个。。”他回身望了望父母—他们有几丝得意地看着他，显然，
他们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
他又回过身来，接下去说：“我想，我终于证明了，除了这个姓氏之外，
我身上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的价值不在于洛克菲勒，在于我自己。“
2。初出茅庐
1940年，大卫回到纽约，并结了婚。
这时候，大卫开始他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大卫的父亲希望他能够从事银行方面的工作。还在伦敦念书的时候，他就常在周末去大通银行的分行工作，以便熟悉银行业务。这些工作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他只是肤浅地看了看银行业务的操作过程，却没有深入。但是，别人都认为他很有政治前途。在伦敦大使馆中，他与外交名流和官场显贵相处愉快，他在其中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后来，他决定去纽约市拉瓜加市长那里，在他手底下做个帮手，以便积攒点从政经验。他已见过银行是如何被操纵的了，但却从未见过政府是怎样运行的。头几个月中，他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处理好手边的事务。同事们很钦佩他，纷纷向他讨教：“大卫，你怎么能做得又快又好？是不是一念口诀就会有神仙来帮你的忙？“ “哪里，”大卫说，“只要不让老巫婆把你的时间偷走就可以了，这个老巫婆的名字就叫做‘懒惰’。“在那篇令父母得意的博士论文中，大卫明确指出，懒惰才是“最最严重的浪费“，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对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划，在某一时间段应该做的某事，会被清楚地标示在他的记事簿上。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大卫是规规矩矩地按照这张时间表做事的。“有时候我真怀疑这小子是不是有分身术，“他的一位同事说，“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地做这么多事？简直不可思议，也许我也该试试他的法子。“他的工作成绩很令上司满意，但是，他的“洛克菲勒自我中心主义”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又让人不得不提醒他注意。例如，他一接电话总是回答说：
“市政厅，洛克菲勒在说话。”市长很委婉地向他暗示过：“大卫，在接电话时可不可以换一种说法，比如说——，呃—市政厅，我能帮您做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说法有什么错误，而是说。。呃。。，如果考虑到大家的感受的话，是不是后者更好些？“人们都预料实习期过后，大卫在政治上将大有作为。这一行看起来与他的脾气比较相投。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实习期结束，他的从政生涯也跟着结束了。这是什么原因？他后来说：“这一领域（政治）的危险在于它会把你的全部时间都消耗在竞选上面。“也许说得准一点，他并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对竞选政治不感兴趣。不停地讨好选民，由他们来决定他的政治生命，这不太对他的胃口。他不是不喜欢在政治游戏中参与者所能得到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乐趣，但是，他更欣赏一种能够稳定、持久地发生效力的权力。 1942年5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五个月，大卫也抱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应征入伍了。洛克菲勒这一姓氏并没有给他带来特别的优待，他进入部队之后，首先接受的是严格的基本训练，这对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在军队调来调去，后来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上司发现他居然会养马，还会说法语，就把他选拔为少尉情报官，派往北非，作拉尔夫·S ·史密斯少将的助理武官。
洛克菲勒这一姓氏使他在与人交往之中获得了很大优势，不少自由法国运动的高层人物都与他打过交道。当他们听到他的姓名后，常会这样问：“洛克菲勒？创建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约翰·D ·洛克菲勒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祖父，先生。如果他在世的话，他最关心的一定是什么时候战争才能在欧洲结束，什么时候法国才能重新自由。“大卫的这种回答常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个好的开头，预示着一个良好的过程。他在与法国未来的领导人和欧洲各国的上层人物交往时，轻松而又愉快。他的许多情报就是这样在早餐会、午餐会和晚宴上得来的。史密司将军很欣赏他的才能。一次出游的时候，史密司将军与大卫坐在同一辆车中，车行到半路，他转过身来对大卫说：“你干得真不赖呀，小伙子．不过，我要是跟你干同样的活的话，我会嫉妒你的姓氏的。“ “ 噢，先生，”大卫笑着说，“姓氏是天生的，但也需要人恰如其份地使用它才行。“在史密司手下工作的这段时间，大卫对外事工作有了莫大的兴趣，周旋于各国显要之中，与他们闲聊，再从看似琐碎的、不着边际的言语中提炼出他需要的内容，这使他感到很有意思。的确，这是一项高级智力游戏。
3。小虾吞大鱼战争结束后，大卫和兄弟们一起回到了熟悉的纽约和熟悉的洛克菲勒中心。小洛克菲勒—小约翰·D ·洛克菲勒问他，战后想干什么？他回答说：
“我还是干点儿最简单的吧。”他到大通银行的海外部，任该部助理，这是最低一级的经理职位。两年后，他被调到海外部的拉丁美洲处。这一调动与其哥哥纳尔逊在拉美的频繁活动不无关系。不过，对大卫来说，因为谁的缘故调动都无所谓，关键是工作。在任职期间，他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巴拿马开设分行，还创办了一份很有影响的金融季刊《拉美要闻》。大卫的提升速度是很快的，1956年，他就当上了大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这一年他才41岁。大卫知道很多人把他的提升与他的背景联系在一起。他的态度是“这无所谓”。是非自有公论，凡是与他接触得多的人，都知道洛氏的背景只不过是发给他的一手好牌而已，为了打好这副牌，大卫付出了很大代价。在最初的六个星期中，他巡视了国外部的每一个组，记下了每组的工作任务及组织机构，在此基础之上，他草拟了一份改造现有结构的组织系统表，并上报给他的上司谢丽尔·史密斯。他盛赞大卫的努力，但是关于该表的下文，却始终不曾出现。这没有关系，大卫接着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并不追问，机会在以后会随时出现的。一位同事评论大卫说：“他对一切新颖的东西都有一种包容一切的好奇心和兴趣。我猜想你可能说他是永恒的乐观者。“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劲头投入工作。布雷顿森体系建立以后，美元成了主要的国际货币。各国银行争取美元存款的竞争日益激烈，大通银行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它的业务集中在企业和海外业务上。大卫是对海外业务最为关心的，主管拉美事务期间，他经常去拉美实地考察，一方面是扩展业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帮助他理解那里人们在想什么。
1951年，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他要带领大通银行的一个小组进行计划
和发展工作，而且主要目标是在国内业务上。大通银行有28家分行，但只有
两家设在曼哈顿，这对于吸收新兴的“中产阶级”存款相当不利。这些新兴
的“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美国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使得他们口袋里的钱
越来越多。
大通银行对此并不敏感，它的对手已经先行一步，在吸收这批人的存款
方面走到了前面。大通银行的存款排行由第一位降到第三位，大卫认真考虑
了以上问题，而且花了一定时间组织了一个市区分行部，大力扩充各分支行
的业务。（。tenluo。）但是，这些措施还不足以扭转大通银行面临的不利的竞争局面。
当时，温斯洛普·奥尔德里奇看中了曼哈顿公司银行，并拟定了一个吞
并计划，曼哈顿银行在全美只排在第15位，这次合并恐怕有点门不当，户不
对。大卫对此大惑不解，找到舅舅讨教。奥尔德里奇问他：“大卫，依你看
大通银行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