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并不简简单单是说海信并非一个企业，而是一个玩具，或者一个摆设，或者是一个机关。
原来位于江西路11号的那个海信园子实在太小了，它就像一处矿藏，经过了20年的开发后，已无法跟上海信现代化的节奏。尽管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并不因建筑物的低矮与陈旧而受太大影响，但窝在一个小园子里，对于一家雄心勃勃、意图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企业来说，总显得有些不对称。
在1997年底的某一天，周厚健想：“该换个地方了。” 随后他把“海信大厦”和“信息产业园”的建设列入了1998年的工作计划。
在他的心中，“换个地方”只是他“加速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尽管此前他一直宣称，企业必须稳健发展，“如果不合时宜地建设某些园区，财务不允许，市场也没有支撑，那对企业而言必定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而这次，周厚健并非突发奇想。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进行大的跨越，此时不但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且要有一个更利于管理和创新的环境。
2002年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海信集团总部和工厂全部离开江西路11号的时候，这里只剩下海信研究发展中心。它是海信的大脑，是海信的灵魂，是海信速度的原动机。
一些人对这个已生活了较长时间的地方生出了一份情愫，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留恋，更多人则向往在一个舞台更大、驰骋空间更广阔的现代化的环境中工作。在那座智能大厦里，他们的办公室面朝大海。周总是否想让他的员工都有大海一样的博大的胸怀，都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2）
努力想把“三园一厦”打造为海信象征的人们错过了整个春天，那时候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市场压力。竞争白热化，彩电间的恶性价格战随时都可能爆发；空调市场也变得混乱而无序；计算机公司2001年还亏损着；虽拿到了进入资本市场的入场券，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家上市公司，但漫漫熊市使人们近乎绝望；被寄予厚望的CDMA因为中国联通网络建设的问题，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海信人向何处去？
直到夏天到来的时候，他们才觉得把落成“三园一厦”作为一个象征刻不容缓。这或许是个契机——树立一种良好的企业形象，某种程度等同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多年来，海信的形象始终过于保守，2001年的“海信加速”也没有改变它们静态的外表。现在，它多么需要一次夸张的行动，来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嬗变，使自己的张扬成为青岛的标杆，使一个被寄予“象征”希望的概念变成一个巍然耸立的实体。
海信的“三园一厦”是位于山东黄岛的信息产业园、位于山东平度的家电工业园、位于青岛江西路的研究发展中心——后者被习惯性地称为“技术孵化园”，以及位于东海西路上智能化的海信大厦。
2000年7月29日，投资20亿元、占地1200亩的海信信息产业园在青岛经济开发区破土动工。在周厚健的眼中，海信信息产业园的建成“标志着海信3C产业结构的圆满凸现，标志着海信产业结构正从巩固制造业的同时向增值服务过渡，也标志海信正向一个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而强的企业集团迈进，也标志着海信又一次创业的开始”。
两年后的夏天，当周厚健在狂欢Party上开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时，他一定想起了自己两年前的誓言。两年过去了，这“四个标志”对于他显得那么沉重，这或许便是他最终推迟了狂欢，去海洋对面窥探新的发展可能性的原因吧。
而在2001年4月，周厚健和他领导的海信董事会就已经开会决定7月1日包括海信电器股份公司基板生产厂、整机生产厂等子公司的生产厂将正式搬迁到新建成的海信信息产业园。
周厚健曾对海信信息产业园充满无限的幻想，为其设计了一个美妙的前景。他与他的下属们进行了“充分讨论论证”，并进行了工程项目招标，“邀请了国内外一流的规划院对产业园进行规划设计，力争建成国内最先进的音视频产业园”。
在周厚健为信息产业园设计的美妙前景中，电子、通讯、信息的“3C”概念被移植其中。。
不惟如此，海信“以人为本”、“创造完美”的企业文化特色，也被嫁接在了这片荒地上。
2001年4月，坐上执行总裁交椅刚一年有余，被称为“铁娘子”的于淑珉和王希安、夏晓东——后两位是海信集团副董事长，亦是周厚健多年搭档，开始出面管理和协调搬迁工作。这次搬迁颇似1980年6月那次目的地为江西路11号的搬迁。
与22年前不同的是，那一次他们是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威胁而被迫进行了搬迁——他们原来使用的厂房被青岛市总工会收回。
1980年的那次搬迁一直持续到1982年。此后二十多年，江西路11号始终是海信的总部。直到2002年新年的到来。
先前的搬迁结束后，施工还在继续。到2001年8月的时候，黄岛的信息产业园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周厚健给产业园指挥部下了命令，要求他们在10月1日前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施工”。
8月20日，产业园指挥部在施工现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副总指挥高嵩把周厚健的命令传达到了最基层。
海信电器股份公司的搬迁在10月底结束，而此前两个月，海信通讯公司已开始调试CDMA手机生产线。
10月26日，第一部C2101手机从黄岛的生产流水线下线的时候，周厚健、刘国栋和设计这款手机的杨文琳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那一天，那一刻，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长时间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更多人则对未来进行憧憬。那一刻，他们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因为联通的网络问题，以及手机市场的风云变幻，他们要面对怎样的苦涩。
3
美国人在市场和观念上总是出人意料，而日本人总会突破文化的界限，将美国人的创造精细化和本土化，用“东亚特色”来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家电工业上如此，在汽车工业上也如此，即或在管理创新方面，日本人也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融合了起来。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人迷恋于定义为生产管理、生产保全的PM管理，他们获得了成功。1968年，日本Nippan Denso公司（NEC前身）决定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模式，3年后他们召开现场成果发布会，正式将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定名为TPM （Total Productivity Maintenance），意思是以生产及设备维修部门为中心，全员参与生产保全。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3）
对此，马克·弗鲁因在《知识工厂》一书中写道：“经过日本管理协会和日本生产率协会的斡旋，全面生产率运动（TP）成了影响日本大规模组织改革唯一最重要的工具。”
这种被称为“TPM”的全新管理模式，其核心思想是：
◆预防：设备与人一样，需日常检查、定期体验、动手术。
◆“0”化：事故、故障、不良品、浪费四大“0”化，它们同时为TPM四大目标。
◆全员参与。
与TPM相对应，TPI（Total Productivity Innovation）的精髓在于以顾客满意为中心，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做到顾客满意、企业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TPI/TPM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一个顶级人物，而是全体共同提高”。
上个世纪80…90年代，韩国、巴西、马来西亚、美国相继引进TPI/TPM管理，中国则在1995年宣布引进，然而，“中国特色的TPI/TPM”始终未获成功，并非中国人懒惰和墨守成规，而是处于变革大时代的中国缺乏TPI/TPM成长的环境。很多企业家沉湎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快慰中，而更多的国有企业依然倚赖政府支持，缺乏进取市场的意识。
于淑珉决定在海信推行TPI/TPM的时候，恰好是海信发展最好的时候，很多人沉浸在高速扩张带来的欢悦中。说实话，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革新，那意味着原有的格局将被打破——
单就这一点而论，TPI/TPM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
在2001年冬天，于淑珉与三星SDI社长金淳泽进行了会谈，他们探讨合作的可能，以求达到“双赢”的效果。商业上的探讨，乃至谈判，谈得更多的是双方的经济利益。但于淑珉却突然发现，从三星SDI可以得到除商业利益以外的更重要的东西！
三星集团可谓韩国最成功的企业，###熙社长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三星时代”，他控制的企业相当于韩国证券市场市值的一半。在韩国仅有的6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三星集团就占据了两家——三星电子和三星人寿。
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每个人都在问###熙相同的问题。
事实上，整个三星企业一直在推行TPI/TPM管理，这是个公开的秘诀，也是于淑珉渴望从三星SDI得到的意外惊喜。
三星的革新从文化开始，顺序为企业文化的革新（文化意识方面）→业务革新（对工艺、对过程进行革新）→工作事业革新（组织形式革新、开发新行业）。
推行“TP运动”的跨国公司并非三星独家，日本公司大多以推行“TP运动”作为管理创新的目标，丰田、索尼、东芝等公司成效尤为显著；在美国，福特和摩托罗拉亦广泛推行TPI/TPM，以求找到突破口让企业走出低迷。
那次“于金会谈”使于淑珉得到意外惊喜。比起单纯的业务合作，她显然更醉心于为海信导入新的管理模式，在面朝大海的海信大厦内引发一场管理革命。
2002年11月底，于淑珉组织了一批高管人员到三星SDI深圳公司考察，深圳三星SDI作为显像管生产商，在推行TPI后，2000年获得11％纯利润，成为三星SDI全球效益最好的子公司。深圳三星总是能看到新希望，继而拟订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