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在青岛市人代会的小组发言中，讲了自己建设海尔工业园区的设想。占地800亩的海尔工业园很快建成，它面前的道路如今叫做太平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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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彩电业的风云人物将那一年铭记为进入市场经济的开始：彩电高消费税取消，国家放开定价权，长虹在业内率先降价；中国“复关”呼声高涨，仿佛一“复关”，外国家电便会蜂拥而进，消费者持币待购，彩电市场疲软……
五十多家电视机定点生产厂家死了6家，亏损二十多家。“那真是一个最难挨的年头，”许多年后周厚健感慨地叙述着往事，“那一年，我们差一点被人兼并。”
那一年，周厚健要慢慢学习并习惯于做出各种各样“孤注一掷”的决定。
已经有先行者在那里孤注一掷了。在深圳，任正非开始强令华为自主研发交换机。1992年第三季度，为防止经济过热，央行严令紧控各银行贷款发放，致使民营企业几无从银行贷款之可能。那时华为正值市场扩张的紧要关头，任正非倾华为所有，又向一些大企业借利息高达20％…30％的高利贷，前后投入共计1亿元。当时华为内部有政策——“谁能够为公司借来1000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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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之芯（2）
这场孤注一掷的疯狂举动是华为的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冒险，如果失败，任正非将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立于五楼会议室窗边沉默半晌，悲声道：“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经历多次失败后，华为终于在第二年推出新型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通过技术积累，开始了高速扩张。其间有过一次重大失误，曾导致损失近亿元，几乎使华为崩溃。
周厚健呢？
我们现在相信，周厚健是一位企业家，他应用自己的观念远比应用权力要多得多。除非进行大的“清理”，否则他不大喜欢采用强硬的姿态，而是说服和诱导对方，使其能与他同仇敌忾。他注重市场，而非计划；他注重管理，而非放任自流；他注重质量，而非数字。他不要求他的下属效忠于他，但他们必须效忠于这个企业。
他不大习惯恪守旧的教条，也不大喜欢沿着前任铺好的道路前进。他是一个天生的缔造者。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劝导自己的员工：“要注重质量；要动脑筋；要热爱企业；要努力工作……”好在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并且他的员工很买他的账，于是他的计划便得以推行。
周厚健迷恋于财务的管理，他甚至用并不充裕的空闲时间自学了财务管理的课程。多年后，他提出了“稳健财务”的概念，并且在整个海信推行的时候，引起了人们的惊诧——他们不大相信，他竟如此精通财务问题。
一切看起来都不错。1992年，这位35岁的年轻厂长给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雷厉风行，对扯皮、人浮于事毫不手软。看起来，他还有不错的经营头脑。对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厂兴旺，工资能够不拖欠，且年年有增加。
如今48岁的周厚健已被描述为一个“海信的神秘主义者”，年轻时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有时也曾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医生，结果他错失了这些梦想，并且为之追悔莫及。
这位年轻的董事长喜欢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域。在一个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并存的时代，他痴迷于工业品，痴迷于制造业和精细加工。
他谦逊而超出年龄的慈爱，或许与海信愈来愈年轻化有关。在这个拥有数万人（包括销售人员和海外公司员工）的企业里，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只有37岁，而子公司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则低于27岁。由于倡导“亲情化”管理，48岁的周厚健必须用兄长的眼光来看那些成熟者，又以父亲的姿态来关注那些更年轻的人。
接管了青岛电视机厂权力两年后，1994年8月29日，周厚健开始有机会改变中国家电业的格局。他将青岛电视机厂变成了青岛海信集团。那时候他刚过完自己的37岁生日，而他“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与市场”的观念，也成为企业界时髦的话。
那是周厚健的第一次孤注一掷，要知道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1994年提出“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与市场”是一件极冒风险的事。结果他赢了，这使他第一次体会到做家电业明星的感受。
1996年，周厚健再次面临孤注一掷。中国家电发展史会记住1996年3月26日，那一天长虹老总倪润峰宣布：长虹全面降价8％~18％，在国内率先推出以“红太阳”命名的29英寸大屏幕彩电，在具备与国际同步的技术、质量的前提下，比同类型国外彩电降价30％。
就在他发动价格战的时候，日本索尼公司“壁挂”式电视推向市场：长60厘米、宽38厘米，厚度只有37厘米，重量仅17千克，犹如一幅壁画。
那是长虹发动的第二次“价格战”，它造就了中国彩电业的第二个冬天。周厚健说：“长虹这次甩货，对它自己来说，显然是对的。它库存比较大，这样做可以加快资金回笼。对其他企业来说则显然是噩耗。”
周厚健则不以为然，他在降价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大声宣布：海信不参与价格竞争，要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对抗长虹的降价。后来，他终于承认说：“我不跟他（指长虹），一跟就落入了他的圈套，死定了。”
事实上，周厚健“不跟他”的决定做得异常艰难。
在1996年，每个企业都被价格战拖得筋疲力尽，许多彩电企业都宣布降价，在海信的会议室里，周厚健几乎每天都在与他的下属不停争吵该不该降价。对于海信来说，生死只在一念之间。谁也没说服谁，最后大家的看法是：降价是死，不降价也是死，不如到市场上去看看。调查的结果使他们做出决定，不降价。
他们当然也会采取措施，海信副总裁杨运铎那时候刚在山东临沂组建了办事处，他说：“长虹引发价格战后，海信因为不降价，价格与市场背离很大。”解决的办法，便是“三四月份成立大批办事处，山东成立了14个”，以推进海信电视机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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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之芯（3）
那场血腥的战争与之后不停顿的厮杀所带来的延续，是整个行业的亏损。杀戮结束，长江以北电视机品牌溃不成军，只有海信存活下来。周厚健的孤注一掷，又一次赢了。
在1999年，长虹又一次孤注一掷地发动了价格战，周厚健又孤注一掷地以“海信无须降价”应对。那一次孤注一掷，倪润峰一败涂地，周厚健则在中国家电业领袖群体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就在那一年，周厚健在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发出了“经营者错位”的呼吁。头一年，他提出的则是产权问题。
4年前他兼任青岛市电子仪表局重要职务，他开会时曾说：“大家不要怕当资本家，我相信再过几年，拥有资本的、有投资能力的人将是受社会欢迎的。”
1999年春天，TCL高层访问海信，周厚健与李东生总裁促膝长谈，掏空肺腑：“海信的最大劣势就在于国有独资性质 ，这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做起来非常难。离开了产权明晰来谈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谈把企业推向市场，往往是事倍功半。”
他要把自己想像为一个“资本家”，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来使百分之百国有的海信获得上升的力量。周厚健以“为政府打工”的身份，幻想自己成为“资本家”的事实，公开宣称要当“红色资本家”，要把国家的企业当作自家的企业来办，像资本家一样考虑资产的保值增值，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通过经营者的错位，来弥补所有者的缺位。
对于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头头儿来说，“资本家”的称号以及他所提出的“用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产”的口号同样显得荒诞不经。他并不占有资产，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除了一个位置和一个自发的光辉理想外，他没有一点像“资本家”。
几年后，中国家电业那些“经营者错位”的企业大都实现了产权改革，光环笼罩下的家电业明星们大都变成了老板和富翁，只有海信依然在“错位”，只有周厚健依然是个穷光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和残酷。
对于没有真正刺激、缺乏相匹配收益的周厚健来说，他为什么要去孤注一掷呢？难道他天生就是一个愚笨的赌徒？或者他命中注定要去孤注一掷？
根植于周厚健内心的，是他对技术的迷恋。他曾经在无数个场合表露出自己的迷恋。他的迷恋不仅仅缘于他工程师的背景，而且还来自对中国家电业的忧患。
有一次周厚健与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去参加美国的CES展览会，他发现在平板产品的外观设计上，海信与日本、韩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也为中国人挣回了点面子”，但是内在技术上的距离却依旧没有改变。
他后来感慨地说：“我曾经讲过，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技术上……我们与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已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空间上的……中国企业技术上的差距让人心痛。当然，这种差距不是海信一家的问题，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整体的‘软肋’。”
但周厚健试图突破“软肋”的限制，在一条事关生死的道路上，他试图为海信找到一条生存之道。
1998年，海信开始探究开发芯片的可能性，第二年他们便派人前往美国进行考察。这个人就是战嘉瑾。这位年轻人在美国一家芯片公司里看穿了笼罩在“芯片”头顶的神秘，同时也看到了信心和希望。
“中国人能做芯片，”战嘉瑾说，“中国人做的芯片也可以成为世界第三。”
在周厚健和海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