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厚健曾经是海信有名的工程师，他知道开发组织的重要，更清晰开发绝非人才的堆积。
“100名人才在不同的开发组织中，他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开发结果。”他说，“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认为美国阿波罗登月，与其说是一个技术成果，不如说是一个管理成就。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30万人，没有一项新的科学发明或者发现，所有的项目都是用已有的、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最值得赞赏的是它聚合了30万人的努力完成了这一壮举，所以这是一个管理成就。”
周厚健希望海信的“信芯”模式能够像一声春雷，惊醒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他知道，任何一个企业的单打独斗都是难以成功的。“只有海信一家搞研发是肯定不能成功的。”
他说：“我希望能促成优秀一点的中国企业都来做这件事情，都往深度做这件事情。这样对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意义十分巨大。”
渴望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开放的市场，但他并不希望开放得如此彻底。中央政府的“18号文件”
指国务院颁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文件。
已经因WTO要求而修改，因为担心别人批评我们实行保护。“实际上美国的保护很厉害。”周厚健说。
“如果没有开放，局面永远打不开，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就不会快速提高。如果开放过快，就缺少准备的时间、缺少适应的时间。开放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你的存在不改变，你的意识永远也改变不了。开放把这个存在改变了。”
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正面临一个真正的“临界点”，这是一场与跨国公司的殊死较量。这一场较量与十年前的不同，十年前是我们依靠成本优势打了一场“价格战”，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将狂妄的、犹豫的、试探的跨国公司击败。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调兵遣将准备充分的跨国巨头的大举反攻，这一次比十年前更凶险，胜算更小……
在这个“临界点”，在这个技术升级导致产品升级换代的时刻，注定有一些企业会死去，也许包括很多明星企业；注定会有一些企业会活下来，那一定是那些有技术准备的企业。
“现在很多产业都处于一个技术升级换代的时期，所以说它们的前景与技术准备的比较优势很明显。”
海信曾经是1996年中国彩电价格战在长江以北唯一的幸存者，也许这次它还将成为幸存者。至少，“信芯”提供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性，使周厚健他们能够底气十足地与跨国公司在正面战场上较量一番。
这款实现了业界领先的018微米制程，采用CMOS制造工艺，内部集成了近200万个逻辑门、700多万个晶体管的“信芯”，它的设计达到了SOC级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海信与跨国公司较量的信心。
然而，“中国芯”该向何处去？
“中国芯”能实现靠想法和鼠标挣钱吗？
一个完整的芯片产业链应该包括芯片设计业、芯片制造业、封装测试业和金融及相关的服务行业。其中芯片制造业单位投资大概是109美金，封装业及测试业需要108美金，而设计业需要107美金。
比较而言，以脑力资源为主要成本的芯片设计更符合中国企业尤其是彩电企业芯片产业现实发展的需要。
作为芯片产业核心主体的芯片设计，决定着电子信息产业链条中芯片制造业和整机产业的技术方向和业务开展。“中国芯”要找到出路，仅仅依靠芯片制造只是一个白日梦。
然而在中国，进行彩电芯片开发的团体只有浙大杭州国新、成都威斯达、上海交大图像所等少数几家，大部分属于科研单位的项目和独立的芯片开发商，而真正适用于整机并以整机的应用为后台进行开发的只有海信一家。
无法掩饰一个残酷现实：中国芯片业整体落后，制造能力强于设计能力，吃土能力强于吃饭能力。
“信芯模式”也许会为“中国芯”开辟一条新的出路。
◆政府扶持；
◆企业投入；
◆整机支持。
这就是“信芯模式”。
在各国芯片业发展史上，政府都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国防部每年出资1亿美元支持半导体制造技术产业联盟，并负责监督其工作；欧洲最大的独立微电子研究中心——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每年从当地政府获得资助，最多的一年占到其总预算的23％。
“信芯模式”（2）
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和80…90年代的韩国，其芯片产业的崛起都离不开当时政府的支持。据了解，在新加坡等国家，政府出资比例甚至占到20％。在对芯片产业的扶持上，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均把芯片产业、芯片技术作为战略产业、战略资源来支持和保护，而非完全听命于商业竞争。
政府的投入必然会带动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涌入。在韩国，Hynix半导体公司在2001年第二季度亏损高达10亿美元，但它在5月仍奇迹般从银行获得40亿美元援救资金，因为银行相信政府不会让它倒闭。
马来西亚在Borneo花17亿美元建造的芯片工厂已经投产，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他们相信会从高科技的发展中受益，就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一样。
亚洲地区对芯片制造业的投入，其背后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当地政府。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有竞争力的微芯片生产技术，而台湾当局也利用海峡两岸关系禁止高科技技术外流。
为了“中国芯”，中央政府已开始加大对芯片产业的支持力度。
2000年，国务院公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业内称之为“18号文件”。文件规定，对芯片生产企业缴纳增值税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此后，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缴纳增值税“即征即退”标准降为3％，同时给予芯片生产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
“18号文件”成为政府支持“中国芯”的标志，从“18号文件”出台以来，中国芯片产业在产业规模、技术水准、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提高。
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0…2004年的5年间，中国芯片产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增速为同期全球之最。2004年，中国芯片产业规模达5453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54％，5年间产业规模扩大了3倍，中国芯片产业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
目前，我国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12英寸芯片生产线有17条，工艺技术达到013微米，成为全球新的芯片代工基地。芯片设计公司从最初的几十家增至四百多家，特别是上海的中芯国际、宏力、华虹NEC和苏州和舰等一批大型芯片制造企业的投产，增强了我国芯片产业的整体实力。
同时，为了加强对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于2000年以国务院第300号令公布，条例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但是，“18号文件”遇到了问题。
2004年3月18日，美国以“增值税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相违背”为由，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对中国的申诉。2004年7月14日，中美集成电路增值税争端得到解决，中美在日内瓦正式签署“中美关于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中国于2004年9月1日起停止执行国内设计、国外流片加工的半导体产品增值税退税政策，从2005年4月1日起正式停止国内生产的半导体生产增值税退税政策。
新的芯片扶持政策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重大命题。
至于谁该成为开发主体，人们也一直争论不休。“信芯模式”的出现恰好可以解决这种争论。企业投入研发、承担风险和获得收益，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而一些研究院出来的项目，往往因为与市场要求相去甚远而束之高阁，成为实验室产品而非市场产品。
“信芯模式”的另一个突破，则是与《十五规划》的契合。《十五规划》曾明确指出：“集成电路设计要与整机开发相结合，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整机企业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设计开发市场较大的整机产品所需的各种专用集成电路和系统级芯片。”
事实上，没有整机的支持，芯片就无法真正地走出实验室；只要芯片不走出实验室，芯片就是没有商业价值的电路板，“中国芯”就无法成为真正的“中国芯”。
无论曾有多少企业彷徨过、无奈过、绝望过，无论“中国芯”曾经遭受多少嘲讽、讥笑和诟病，它依然必须出现。
“龙芯”出现的时候，人们嘲弄它的水平太低，但是人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如果不去开发低水平的“龙芯”，我们就不可能提高。以后我们想开发自己的“中国芯”的时候，照样还得从286的水平做起。
“龙芯”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们从286开始，慢慢做到486、586水平，最终与世界水平同步，甚至没准儿还成为领先者。这便是“龙芯”的意义。
与“龙芯”的机制、体制和产业链支撑不同，“信芯”获得了比“龙芯”更好的结局。它可以提供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无疑将推进“中国芯”以更快的速度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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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芯模式”（3）
“信芯模式”的独特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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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总理一个好消息（1）
青岛。2005年6月26日。
在阴雨初歇的北京，海信发布了“信芯”。那一天它刚刚通过了信息产业部组织的鉴定。娄勤俭副部长出席了发布会，并且宣布“信芯”是中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