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来讲，它能够长期冒着高投入的风险，我认为这有赖于这样的氛围；作为技术人员，能够承受高难度技术开发压力，能够在很长时间的技术研发中耐得住寂寞，用心去搞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也和企业的发展定位、企业文化形成的氛围有关。”他说：“一个浮躁的企业，他的技术人员也一定是一个浮躁的团队，他们也不可能耐得住寂寞、做长期的潜心研发。”
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矢量变频冰箱。在海信刚开始做冰箱的时候，一位负责开发的老总就找来其中一位技术人员说：“你别的什么也不用干，就去干矢量变频。”
那位技术人员花了3年时间——这3年里他没出任何成果——最后终于将矢量变频冰箱开发了出来。
周厚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刚涉足冰箱领域不久，市场压力也大，他没有安排这些人去搞应市产品，而是安排专人去搞一个技术高深有未来前途的产品。我们的开发负责人能够做出这种决定，我认为在海信带有相当的必然性。是这种企业的文化决定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于未来，周厚健充满了紧迫感。他相信一个不在企业的人不会了解这种源自市场的紧迫感，他也相信“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动摇开发未来产品的决定”在企业中也很难做到，因为它扔出去真金白银，却见不到眼前的效益。如老百姓俗话所说，哪怕是能够听见一声响声也行啊。
“应市太紧迫了，你开发一个眼前的产品，马上到市场上卖，整个环节动起来了，生产有活干了、销售也有活干了。但是，去开发未来产品，并不能帮助当前市场上的主要品种对眼前几乎完全无助。”
但周厚健信奉的是“企业的持续经营”，他更信奉技术，相信技术研发最能体现“企业的持续经营”内核。他支持“今天投入、明天产出”的项目，那是海信活在当下的保证；但他更支持“今天投入，后天产出”的项目，因为那才是海信活在未来的保证。
但是，在中国家电业，太多人在干着“今天投入、明天产出”甚至是更加急功近利的“今天投入，今天就要产出”的事情。他们被当下压垮了脊梁，被当下迷失了心志，被当下蒙蔽了双眼。
日本人为什么看不起我们。周厚健曾到处讲日本人对中国企业的评价——那是他从东芝一个叫石田博之的人那里听到的一种评价：
“中国的企业就是一帮水果贩子，市场上需要什么水果，它们就包装什么水果。他不是种水果的，更不是种优质品种水果的人，而只是水果贩子。”
周厚健一方面相信这个日本人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来自纯粹的市场竞争视角，“实实在在地讲，中国人在核心技术上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实在太少了”！
2004年12月的《中国财富》杂志访问了索尼、东芝等日本7家家电企业，得出的结论是：就在中国企业急于叫板日本企业、超越日本企业，甚至急于避免重蹈“日本制造”覆辙的时候，被调查的日本企业却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在劳动成本上良好的控制能力只适合充当生产上的合作伙伴，而绝对不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挑战力量。
韩国人呢？韩国管理学会会长朴胜虎说：“我访问了近40家跨国公司的人员，50％以上的经理认为，大多数中国的本土公司在未来必然会消失。以等离子电视为例，目前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等离子生产基地大都以进口散件组装，因高关税而仍然无法与国内企业相比，但当3至5年后关税 50％的承诺一兑现，国产品牌现有的优势将丧失殆尽。”
周厚健（3）
作为家电业的巨人，作为这个行业的权威人士，他曾看到很多国家的家电业整体衰落而被日韩企业并吞，也有很多国家庞大的家电企业被日韩对手全面淘汰。在有的国家，家电制造完全被日韩企业控制。
“凭什么中国就不可能？”
“为什么就不可能有一天，中国的家电用企业全部垮台，而中国市场上的家电用品由日韩来垄断呢？”
周厚健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述业界的预言，说是日韩企业的真正觉醒与进攻，也就是中国企业消亡或衰落的开始。“被预言的中国企业当然也包括海信。怎么办？”
周厚健不想看到这种悲剧发生在中国，不想看到这种悲剧发生在海信。他希望看到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家电业，看到一个有着巨大竞争力的海信。
但是，现实不免让他感到悲哀和心灰意冷：
“中国的这种技术落后的局面，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昨天，我们一个同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日立成立了PDP专利管理运营公司，专门就PDP专利的取得、维护和管理，实施使用许可证进行管理和运营等。我们的一个老总对此说，这说明日立在这方面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技术，这就是有技术实力的企业的一种常用做法，也意味着这些关键技术方面没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专利几乎已成为高悬在中国电视企业头上的一把剑。中国在某一个产品上的核心技术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以后经营的最大难题。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企业认识到这个问题。”
或许是有人认识到了但是又不愿意去做。有人安慰他说。
他反驳说，如果真正认识到了这是个关乎存亡的问题，就会有人去做的。很多企业认识到了但是未必认为这是关系到企业死活的一个问题。
“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得这么迅速？实际上是在发展初期不断进行技术积累，拥有了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以后。当外国企业对其实施打压的时候，它总能避开，实行专利交换。这种交换是依靠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所以，没有技术积累，没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它不会有好的产品——即使有好的产品，也无法取得好的经营成果。举例讲，我们开发的3G产品还是不错的，但是3G手机的核心专利是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他们拼命收取高额的专利费——到目前看，按照各专利厂家收取的费用，专利费已接近销售额的20％。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有了好的产品，会有好的经营结果吗？所以，韩国企业能够避开这些拥有专利的企业在技术上的压制，是由于它们自身就有比较好的技术专利。”
一想起3G手机核心专利的现状，他就又想起了###总理来海信视察时问起的那句话：你们能不能开发手机的芯片？想起中国9000万手机的主要芯片全要进口的现实。这种反差常常使他彻夜难眠，思索良久。
笔者曾与周厚健有过深入对话，问答间周厚健的脉络更加清晰。
问：可能中国有一些制造商更愿意去当个“水果贩子”。
周厚健：那是他感觉这样效益来得快。因为技术积累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且早期投入是没有产出的，只有投入一段时间成功以后才能有产出。投入一段时间如果失败了，投入就是白投入了。
问：这个对企业的报表各方面也不好看。
周厚健：这是一方面。在会计学里有“会计假设”，四个假设里面有个假设叫“持续经营假设”，我认为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有“持续经营假设”。我们说“百年海信”，实际上这是个长期持续经营的假设。因此现在很多决策思路就跟没有这种假设的决策思路完全不一样。比如对人才的培养、对品牌的培育、对技术的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假设，我认为做法上可能是迥异的。
问：一直说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如果再不在这个方面突破的话，可能就要变成世界加工厂了。
周厚健：世界制造工厂和世界加工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就必须有很强的产品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如果是个世界加工厂的话，那么只不过是接受别人的图纸、接受别人的产品设计，给别人加工。前者的赢利模式是通过高水平的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利润；后者是仅仅通过那些低素质的劳动力赚辛苦钱来维持，赚的是辛苦钱。
问：海信这款芯片如果输出的话，是不是主要也是搞商品加适量技术的输出？
周厚健：是这样。芯片这个商品不可能不伴随技术一起输出。按照现在世界上很推崇的方式，是解决方案的输出。这个时候，需求的是整个方案。因此，我不可能光卖芯片，我认为这就是海信的优势。为什么这么多人搞芯片失败，而海信成功了？这应该这样看，除了我前面讲到的我们有人才的积累、技术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海信具备利用芯片完成系统的条件，这个系统是指产品系统，就是从一个芯片变成一台电视机。前两天我还和发改委的领导谈，也讲到这个观点。我说，为什么海信能成功，我认为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可以推广的经验，就是搞芯片的人一定要和下面需求芯片的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可以成为这个芯片广泛应用的一个保证，一个平台。
周厚健（4）
往下呢，有了这个芯片，海信除了自己用，肯定还要往外推广。我们推广的时候绝不是只推广一个芯片，而是这个芯片在系统上怎么使用，把整个系统提供给客户。 海信有这个认识，也有这个条件。
很多人都关心海信在“信芯”的开发上到底投入了多少钱。有人告诉周厚健，可以对外宣传有几个亿，至少也得说一个亿，这样显得海信很大气。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你多说一点，别人反而会相信；你说得太少，别人根本不相信。”
周厚健苦笑了一下，但他还是没有这么干。他告诉所有来访者，海信全部的投入只有3000万左右。
事实上，他还想告诉中国所有的家电企业，只要几千万人民币，就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周厚健为什么决定在芯片业“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