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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西方大国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反，中国完全没有准备向外输出他们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曾经被看做是能够拯救世界劳苦大众的意识形态，但从20多年前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平等社会的尝试失败后，这一观点受到了长期质疑。从此，中国从自身经验出发，致力于发明一种新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中国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不会有神奇的解决方法。另外，宗教里的救世主降临说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并且中国不打算输出她的传统儒家思想，虽然现在儒家思想应该逐渐被重新发现，并且能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这就是如今在中国发生的转变过程——而不是断裂的过程，中国人认为这是达到和谐的唯一方法。 。 想看书来
一、 与美国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2）
（3）中美关系被深深地打上了相互怀疑的烙印，如果美国政府不再对经济和宗教领域采取救世主式的论调，不再持有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这将使其自闭于现实世界，威胁脆弱的地区平衡，这一烙印是能够被很快消除，甚至消失的。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譬如很多领导人的子女都在美国的中学或者大学就读。与一些强调意识形态的美国作家分析的相反，中美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接受以下观点，即根据历史上的一系列帝国的命运，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和没有竞争的单边主义只能是短暂的，并且现在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遏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这种崛起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是惊人的。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坚持认为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并肩负着实现“消灭**”的历史使命乔治·布什在联大发表的演讲，华盛顿，2006年1月31日。，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几个以发展和稳定为愿望的大国齐心协力对抗破坏稳定力量的场景。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他们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细腻性来化解危机，同时又不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那些如纺织业贸易纠纷的问题，北京懂得通过展现善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
美国经常以自己的内政问题为工具来指责中国（例如人民币贬值，虽然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会对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产生任何影响）。面对这些指责，北京的态度很坚决。如果那些在华盛顿眼中的敏感问题受到了指责，诸如一家中国的能源集团公司试图购买优尼科石油公司，而这一行为被布什政府视为一次带有敌意的战略举动，中国领导人同样懂得通过让步来缓解紧张局势。中国的这种策略是对美国的更谨慎政策的回应。美国的这种谨慎政策在1999年布什发表的挑衅性演讲中是看不到的。虽然美国曾经为了割断与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理念联系而对中国采取积极的遏制政策，并且显示出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对手的决心，但是直到现在美国也没有真正表现出好斗性——它并不想把秘密战争变成公开的对抗。
至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两国互相玩弄“两面手段”的时期，这一时期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虽然两国之间将长期存在竞争，但是并不一定会产生公开的冲突。与美国和苏联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不同，这种竞争更多的是经济竞争，而不是政治竞争。在美国关于*和自由*的言论背后隐藏着美国政府的两大主要忧虑：成为霸权国家和带有宗教色彩世界观的推行愿望受阻。
关于第一大忧虑，中国的崛起在许多领域阻碍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亚洲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使美国走向了反对苏联霸权，支持*产主义国家的道路。中国在消失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重新找回了亚洲中心地位，这对华盛顿的战略计划构成了主要挑战。
（2）正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对它的欧亚战略寄予的关注遭遇了中国委婉而坚决的抵抗，中国与俄罗斯联手运用各种手段，似乎正逐渐成功地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如双边合作协议、对美国撤军施加压力、中国能源公司调整定位等）。
一、 与美国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3）
（3）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促使中国进入传统上属于西方的领域（碳氢燃料、矿石等）。中国的能源战略非常有效率，她利用华盛顿的每一个政策弱点、政策错误达到加强其在能源丰富国家的影响（如伊朗、“9·11”后的沙特*、委内瑞拉等），这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富有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
（4）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上的半自由经济，这一新模式的成功带来了新的前景，并且打破了美国所宣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专制是无法兼容的意识形态理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就反映了美国理论的局限性，美国在1998年前一直支持印尼军政府，然而在这段时期印尼经济发展很快。诚然，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的政体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开放，然而从这次长期转型中形成的治理模式，也将与唯一受认可的西方议会制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也受到了美国力量的遏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被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定性为一种注定要消失的体制，而美国有责任推动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导致针对中国的非对称战争。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北京本应该很自然地与美国这个遥远的大国结成联盟，借此来对付俄罗斯这个邻近的强国，或者对付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美国“对亚洲大陆没有特殊的野心”，并且“由于俄国和日本曾经趁中国衰弱的时候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第197页。入侵中国国土而导致中俄、中日对立”的基础上的。然而，很明显即使美国没有殖民的企图，也就是说没有领土要求，美国的战略要求（能源和军事）以及美国散布*信仰的热忱也构成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与美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自从美国由于日本的侵华政策直接危害其经济利益而真正支持中国抗战以后，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的动荡，这使得布热津斯基的呼吁被集体遗忘了。卡梅隆·福布斯，一位支持中国的著名银行家，在1937年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前景“无比光明”，并且“中国将给予美国的贸易、工业和整体经济发展有前所未有的前景，当然是在目前的敌对状态开始之前”威廉·A·威廉姆斯，Norton Ed。著：《美国外交的悲剧》，1984年版，第193页。。
在经济领域，美国领导人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坚信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经济模式无限扩张的基础上。一个对美国完全开放的市场——在外交政策中被表述为“门户开放政策”，因为威廉·A·威廉姆斯将其称为“反帝国殖*义同上，第19页。”。美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与这种持续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美国副国务卿弗朗西斯·塞耶在新政时期强调的那样，商业扩张计划是“一种工具，是为了施加美国的影响力来对抗目前灾难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同上，第173页。”。对新政的负责人来说，经济的重建和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接受。威廉姆斯同时提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任何挑战或限制这种扩张的国家（或公司）”视作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因此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前者在拉美、亚洲与美国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在其发动对被美国视为其经济命脉的地区的军事侵略之前就已经被美国锁定为打击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失去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了关于贸易平衡的难题——美国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不足迫使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尤其是从中国进口商品。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699亿美元，而2003年更是达到了924亿美元，增长了32％！中国的“倾销政策”和人民币汇率造成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但这种解释掩盖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缺点，并且试图将目前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错误嫁祸中国。
虽然在中美相互接近的道路上有许多经济和政治障碍，但是那些最不可逾越的障碍主要在于战略领域。亚洲力量关系的缓慢转变是关键所在。美国总是自认为是亚洲稳定的唯一可能的保卫者，然而乔治·布什上台以来犯下了许多战略错误。由于美国推行激进的意识形态观念，使美国在亚洲领导人眼中，包括美国最好的伙伴眼中成为了可能破坏亚洲脆弱平衡的危险因素，他们认为这片大陆本身已经是“世界上各种民族主义派别的最大集中地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第200页。”。就像美国曾经为了遏制苏联的实力而在亚洲、非洲、拉美支持不合理的政体一样，现在中国也选择与那些至少暂时能够保证各方平衡的国家结成联盟。2003年4月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次行动清楚地表明了其破坏稳定的力量以及让一个国家或地区完全陷入混乱的能力，而最大的受益者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