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5年。19
我们能进行空中旅行，多亏了政治意愿和法律上的好运气。对原本含义模糊的侵权规则稍加调整，重新界定了所有权的适用范围—这与技术突破全无关系—飞机才得以翱翔天际。因为害怕在“终战之役”中被其他国家抢了先机，国会迅速对专利权进行了强制性共享。立法者以欧洲为参照，看出困局解决之后飞机能发挥何等作用。没有这些偶发事件，世界的面貌与今天肯定大不相同。
飞机专利之争并非个案。柯蒂斯公司遭怀特兄弟起诉，陷入大把烧钱的专利官司之中，亨利·福特为它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因为福特本身也是一起类似风波的幸存者。福特担心这类官司会搞垮汽车生产。专利官司威胁过数种朝阳产业的发展，不管是缝纫机还是计算机都曾遭遇此劫。20 如今，人们无法想象，没了这些技术该怎样过活，可它们不过是些幸存者。多亏了创业家的坚持、协作的成功以及政府选对了管制的方向，这些技术才成了极少数的幸运儿，得以发展至今，深为我们倚赖。
为什么要为“使用不足”正名（1）
神奇停车场和通天柱的故事，其实只是一套小小的巧妙手法，它们简要地概括了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都是你理解困局必须用到的词汇。可直到如今，拼写检查程序仍然在“使用不足”和“反公有资源”下面划波浪线。本章旨在解释为什么这两个词应当进入我们的日常词汇表。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简单的办法，在语言鸿沟上架起桥梁，更清晰地识别困局。
除了点明语言问题，波浪线还提醒我到互联网上寻找“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2008年年初，利用谷歌检索“过度使用”，查得350万条相关资料，“使用不足”仅有12万条（“公有资源”有亿条资料，“反公有资源”仅有万条）。数据暗示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是过度使用这个社会问题比使用不足重要30倍，要么是我们对使用不足的认识远远不够。我认为后者正确，想必你并不吃惊吧。
解决过度使用的办法
为理解谷歌所得的结果，我们先从“过度使用”入手。按《牛津英语字典》的说法，早在17世纪，过度使用这个词就出现了。几个世纪以前的用法就跟今天一模一样，最早的一条是这么说的：“对低级商品的过度使用，即为滥用。”21到了1862年，又有人这样说：“牡蛎养殖场遭到了破坏，部分原因在于过度使用。”22请牢牢记住牡蛎：1862年的这条用法，敏锐地观察到了我将在第7章提到的困境。
几百年来，“过度使用”这个词的定义一直是“用得太多”、“以过分的力量加以伤害”。在谷歌上，许多与“过度使用”相关的词条来自医学界。医生诊断出“过度使用综合症”和许多的“过劳性损伤”（overuse injuries）—因为网球打得太多、提琴拉得太多、书读得太多，诸如此类事件造成的伤害。那么，过度使用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常规性使用。因为用得太多而伤害到自己的对立面，是正常地用一用，避免受伤。不是要放弃某种活动，而是用理性、可持续性的方式使用它。不管是医学还是日常生活，目标都是常规性使用，见图2…1。自从17世纪以来，过度使用和常规性使用，二者只能择其一。你要么胳膊肘痛得要死，要么高高兴兴地打球，尽管打得不怎么好。一旦你过度使用某种资源，糟糕的事情便会发生。常规性使用要好得多。
图2…1 以常规性使用为终点
我们如何达到常规性使用的境界呢？请回忆神奇停车场存在的问题。我说过，解决公地悲剧的通常办法是私有化、协作与政府管制。对应到传统看法上，财产的所有权可以分为3种基本类型：私有、公有和国有。23
图2…2 所有权三部曲
我们天生就知道私有财产，但要界定它却难得出人意料。最先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是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雷克司顿。他曾对私有财产提出过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定义：“人对外界事物主张并履行的唯一、独有的支配权，全然排除宇宙中其他任何人的权利。”24 依此观点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到指导资源使用的个别决策者。
公共财产指的是共享的资源，没有单独的决策者。反过来说，公有资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开放式的，不得排斥任何人，就好像停车场和公海上的混乱局面一样。长久以来，法律和经济文献错误地把公有资源和任意使用混为一谈，从而拉近了公有资源与悲剧之间的距离。第二种公有资源名称很多，我们暂时称之为集体式，使用者的范围有限，外人不得使用。25 假如说大海是开放所有的，那么，少数业主围着的一口小池塘就是集体所有的。集体所有是一种常见的公有资源所有形式，虽说经常遭人忽视，但下场却并不见得悲惨。
为什么要为“使用不足”正名（2）
国有财产类似私有财产，只有一个决策者，这种资源的使用，大体上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公众的整体需求做出回应。近年来，国有财产已经不再是理论界研究的中心。冷战结束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了，紧张的国家资源管制不再受到偏爱，私有化日益升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有财产丧失了其特性。许多观察家认为，当今时代，产权三部曲可以简化成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两极，有学者简单地称之为“人人有份和谁都不准碰”见图2…3。26
图2…3 产权的常见两分法
我认为，我们对困局的文化盲区，很大程度上就源自这种对产权过分简单的认识。请注意，公有和私有的对立，恰如过度使用和常规性使用的对立。前者暗示除了私有财产就一无所有，后者认为常规性使用就不会做得过火。这样的对立合在一起，强化了全球私有化进程背后的政治及经济逻辑。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解决公有资源过度使用的办法，就是私有制下的常规性使用。依靠这种逻辑，我们很难去想象使用不足的困境，更不可能看到私有财产之外的未知世界。
困局的追求
按照《牛津英语字典》的说法，“使用不足”是个新词。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60年，当时带着一个焦虑的连字符，以及一对惊恐的引号：“在有些地方，这或许会造成（停车）收费器的‘利用—不足’。”27 到1970年，文案编辑们终于有胆量把引号去掉了：“资源长期利用—不足，国家无从复兴，不列颠就是如此。”28 1975年前后，连字符开始消失。
《牛津英语字典》对这个新词的解释是，“对某物的使用未达最佳值”、“使用不充分”。看到“最佳值”（optimum）的说法，我不禁暗暗推测起“使用不足”当年是怎样进入英语词汇库的。或许，这是成本效益分析在公共政策辩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致。要是我们把“使用不足”插入图2…2当中，情况会如何呢？结果看似简单，但却会造成概念混乱，见图2…4。
在过度使用对常规性使用的旧世界，我们的选择泾渭分明：要么受伤，要么健康；要么浪费，要么高效；要么坏，要么好。而在新世界，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某一范畴中的“最佳值”。寻找最佳使用水平具有两面性：它带来了“使用不足”的概念，并偷偷改变了“过度使用”长期以来的意义。就像传说里的金发姑娘一样，我们要找的是不热不冷不多不少刚刚好的东西。图2…5揭示了使用不足给我们追求的境界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图2…4 新的使用幅度
图2…5 追求最佳值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对资源是过度使用、使用不足还是用得刚刚好呢？不太容易，而且这并非单纯的经济分析问题。比方说，公众强烈要求提高立普妥等他汀类药品的使用，这种药品有助于降低胆固醇。他汀的使用不足，或许意味着心脏病发作过多。29 但没人认为所有人都该服用他汀；把这种药放进供水系统会造成过度使用。那么，最佳使用水平在哪里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我们估算药品的成本，把死亡和预防疾病换算成美元数值，对使用水平提高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以量化。
一旦开始在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之间寻找最佳值，我们必然会展开对当代政府管制风险的争论，这种质疑，首先从经济分析开始，而后很快牵扯到我们的信仰。为解出方程式，我们不得不把人的生命、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行为带来的成本换算成金钱，整个过程充斥着道德和政治上的两难。我们应当按年龄、收入潜力、性别、职业或是犯罪记录，给不同人的生命评估出不同的金钱价值吗？要是服用他汀能减少公共成本、造福社会，我们应当违背人们的意愿，强迫他们服药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一争论披着各色外衣反复出现。开快车能让你早些回家，可提高了你出车祸的概率。这笔交易划算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知道如何给生命估价。如果生命无价，我们会要求获得完美的汽车安全性，汽车会贵得离谱，汽车的使用会陡降至零。可要是安全规范太少，会有太多人丧命。于是在汽车安全性上，社会面临着另一种“刚刚好”式追求：综合全局考虑，我们尽量争取让汽车造成的人员死亡保持在最适宜水平。听起来很残忍，可最佳值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提出这个棘手的话题，是想指出寻找最佳值需要“使用不足”这一概念，反过来，这个新字眼又改变了过度使用的含义。“过度使用”不再仅仅意味着超出常规范围使用一种资源。因为存在利用不足这一可能性，所以当局在制定政策时，从原先相对简单的“选这个，要不就选那个”，变成了争议颇大的权衡管制风险。
反公地悲剧
新增“使用不足”的概念，为确立“反公有资源”一词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