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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途径（1）
困局上可没装着开关。反公有资源所有权占了产权范畴的一半，从有限排斥到彻底排斥。困局如何运作，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与类型、市场结构、潜在资源等因素。药品研发悲剧的成因很多，解决办法也有不少。这里，我收集了一些有助于解决生物医学反公有资源问题的工具。这里，我将它们分成市场途径、“防产权机构”、共享库和其他协作途径，以及政府管制改革。
市场解决途径
“是过渡还是悲剧”一节中指出，专利是损耗性资产，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专利就终止了。维持专利的费用很高，单单一项就要花数万美元。私人所有者往往有着强烈的动机要克服困局，因为他们要么想把专利组合成宝贵的新产品，要么想避免打官司。反过来说，专利投资也是搞垮成功创新者（倒爷行径）、阻止竞争对手创新或改进的杀手锏。78
或许，我们应当信任市场，成熟的参与者懂得如何保护自己。79 他们能够达成所需的交易。下游产品开发商会购买许可，协商材料使用转让事宜，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所需的知识产权。80 从学术界来看，凭借经验，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推动，大学产权办公室或许能更好地管理属于自己的组合创新。81 至于学术界科学家需要的研究免责权，卫生研究院新近的指导方针已经创造了一处安全港。
要是下游药品开发企业能在当前管理制度之下取得成功，真是再好不过了。对产权法进行大幅修订，有可能招来无法预见的风险。另一方面，袖手旁观同样有风险。在“是过渡还是悲剧”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的理由：学术界研究人员中普遍存在侵权行为，对研究成果秘而不宣的事情越来越多；产业科学家对困局扼杀创新的无声关注；过去10年里上市的新分子实体锐减。市场有助于解决困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防产权投资
有时候，一家公司的最优竞争战略，是花钱阻止其他人获得产权，哪怕自己也必须为此放弃产权。例如，公司可以把辛苦完成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让其他人无法利用该发明申请这一领域的专利。
知识产权理论家罗伯特·梅杰斯生造了“防产权投资”（property…preventing investments）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一反常的市场行为。82 防产权投资看似古怪，可要是你从反公有资源的角度仔细观察创新，便会发现它的合理之处。防产权投资解答了我在本书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像IBM或塞莱拉基因组技术公司这类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会主动将旗下拥有的研究开放给公众？
防产权投资的出发点不是舍己为人。企业只是不想让困局妨碍自己重要的业务线。制药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意以之赚取利润的地方—是开发、销售药物或诊断测试，而不是从阻碍研究的专利丛林中突围。倘若它们能保证没人对原始基因序列申请专利，根据序列数据开发产品就会容易得多，价值也高得多。
除了梅杰斯的解释，我相信药品研发中的防产权投资还有一点更微妙的政治动机。在专利法上，大型制药企业处于不利局面。光从困局带来的成本看，它们本应和美国的其他高科技企业结成联盟。它们应当支持改革，提高自己整合产权、开发新药的能力。可恰恰相反，它们却跟生物科技和其他搞基础研究的创造者站在同一阵线。为什么呢？因为大型制药企业认为，基因制药企业比生物技术竞争者的威胁更大。一旦专利过期，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就会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基因冲击市场，价格下跌。哪怕只多几个月的专利保护期，也值得去投资一大笔钱。
解决途径（2）
因此，大制药企业总想要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专利权。它们不愿容忍任何地方出现较为宽松的专利保护，哪怕是在上游研究，也不管生物技术和专利倒爷会利用这些权利践踏未来的创新。针对这一政治背景，防产权投资暗中为大型制药企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们间接破坏了生物技术竞争者有意谋取的专利，又与制药企业坚决维护核心产品专利权的立场不相冲突。这个小算盘，有助于解释默克公开基因索引的部分动机。
再举一个防产权投资的例子，过去10多年，制药企业一直担心“单核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SNP，也即个人基因变异）专利上出现困局。83 SNP是基因编码中单个碱基出现变化—比方说“A”变成了“C”—是以，同一种基因或许存在多种变体。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开始意识到，这种变异与特定的基因疾病有关系。SNP可以视为疾病的标记，但同样有可能制造出完美的困局：想设计诊断测试或治疗方法的公司，有可能需要获得与单个基因相关的多种SNP专利的授权。
和EST（表达序列标签）一例中一样，制药企业立刻展开行动，阻止对SNP申请专利。1999年，英国维康信托和多家大型制药企业创办了“单核酸多态性协会”（SNPs Consortium）。到2004年，他们已经花掉4 500万美元，把将近200万组SNP开放给公众。协会成员答应不对捐出的SNP谋取专利，对基于数据得出的下游发明不做限制。除去单核酸多态性协会和针对基因探针的默克基因索引，现在还有 “世界蓝图”（Blueprint Worldwide）、针对蛋白质的“蛋白质数据银行”（Protein Data Bank），针对基因的“基因银行”（GenBank）。生物学期刊甚至向研究人员提出把基因和蛋白质序列捐赠给公众的要求，以此作为发表论文的条件（当然，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有些研究人员恐怕会推迟发表论文）。默克还按成本价为研究人员提供了150种无专利“基因改造”实验鼠，用途不做限制—另一种向公众捐赠上游研究工具的方式。84
我们能依靠防产权投资来抵挡困局吗？不行。有时候，大型制药企业、慈善组织和学术界研究人员的利益一致。那么，经过艰苦的努力，防产权投资或许能抢在困局之前先发制人。但仅仅因为企业参与解决EST和SNP上的困局，并不意味着它们能阻止生物医学上所有因产权分散带来的问题。迄今仍然在案的SNP专利仍有可能造就反公地悲剧。85 总之，我认为不必对防产权投资持太大期望，它变成一般性规范的可能性不高。
专利共享库和其他协作解决途径
防产权投资介乎于个别公司竞争和协作之间，这类的中间途径还有一些。知识产权持有人有时候会通过大量的交流设计协作制度，减少整合产权的成本。有些制度还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音乐行业，依靠诸如ASCAP和BMI等版权组织，无线电台得以任意播放歌曲，整笔支付使用费，无需跟每一位音乐人谈价钱（但这类组织并不为DVD授权，而我在第1章 提到的《民权运动史》恰好以DVD为音像载体）。
在第2章，我介绍了另一种叫专利共享库的协作机制，还讲解了如何用它整合分散的产权。说真的，1917年国会成立飞机制造商协会共享库之前，整个行业正闹作一团，全无半点协作之意，莱特兄弟和格伦·柯蒂斯宁肯看着飞机上不了天，也不愿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些时候，专利共享库是靠专利持有人的志愿合作形成的，没有政府做背后推手。
解决途径（3）
共享库的相关法律和经济原理很复杂，不容易理解。即便是当共享库设立之后，内中也充满着谈判失败的危险。倘若技术标准正在成形，就有望为大规模技术授权打开方便之门，专利共享库似乎就能发挥最佳效果。最成功的例子来自电子行业，举例来说，共享库保证了MP3和DVD播放机的“互用性”：你可以下载任意一首歌（或任意一部电影），用任意一台播放机播放，不管它是什么牌子。可即便是在这么幸运的领域，共享库仍很稀缺，尤其对那些想整合共享授权生产产品的人，更是风险重重。86
这种专利共享库有遭到反托拉斯诉讼的风险。反托拉斯法规定，共享库必须由“本质上”互为补充的专利组成，可生物技术专利是否满足这一要求，谁也说不清。87 生物技术从业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仍然认为专利共享库是一项危险活动。88 光是想到反托拉斯官司带来的成倍伤害，企业就踌躇不前了。过去10年，仅有4项重要的专利共享库（MPEG…2、两项DVD专利库以及3G手机无线平台）获得了美国司法部的肯定，创新者不必担心会受到反托拉斯诉讼。89
火上浇油的是，反托拉斯的思潮一年一变。例如，1997年，司法部允许创办MPEG…2技术共享库。可199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却对激光眼科手术专利共享库提起控诉，使得此事以流产告终。区别在哪里呢？不清楚。两者看起来都是解决专利困局的竞争性途径。90 今天，完全或部分基于专利共享库技术的产品，其销售收入至少达到每年1 000亿美元。91 这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本来是可以大得多的。生物技术专利共享库要想得到成立的机会，国会或许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托拉斯条款。
不管怎么说，之前提到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得出的结论说，专利共享库恐怕帮不上生物技术什么忙：“这不是一个必须制定标准的行业……公司的价值与知识产权紧紧联系在一起，培养出一种草木皆兵的‘防卫心态’。”92 专利对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所以这些领域的企业不愿意建立专利共享库，因为它会破坏排他性权利带来的收益。同样道理，生物医学发现一般并无替代品（如受专利保护的基因或受体），这为某些专利持有人带来了更多优势，增加了谈判的难度。由于存在专利屏障，对手在研究中无法理解致病的基因原理，也就无法得出相关发明。较之专利库取得成功的领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