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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现致命的新病，困局也会变成热点问题。比方说，2002年年底，中国南方出现了一种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也就是俗称的SARS。16 接下来的半年，有700多人死于这种新型疾病，其中包括第一个发现SARS的医生卡罗·厄巴尼。专家们害怕这种疾病蔓延全球。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展开协作，成功地找出了病原体。遗憾的是，这一了不起的公共卫生成就很快就陷入了专利混战：“构成基因序列的专利权有可能落入若干不同利益集团之手。筛选出这些专利会很复杂，甚或招致司法干涉……（对正在考虑研发SARS疫苗的公司而言）专利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做出决定的难度，因为既不可能判断获得专利许可的未来成本，也无从知道有多少专利必须拿到许可……因此，疫苗制造商有理由暂缓投资的打算。”17
为预防下一次全球流感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发表声明：“从长期来看，各方对SARS专利权的争夺态度，对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将来协力抗击新型传染病的爆发造成了显著影响。”18 仅仅一年之后，研究人员就开始担心“专利权阻碍了对禽流感爆发的预防工作”。19 所幸，到目前为止，SARS和禽流感还没有变异成全球性杀手，但超级细菌随时都可能出现。20 它们可不会坐等我们筛选出四分五裂的所有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3）
黄金大米的故事
对于那些无力照料自己的贫苦者所患的疾病，困局的威胁尤大，因为它腐蚀了企业为之生产药品的动机。这里，我要讲述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以作警示之用。在这个故事里，一项突破性的健康技术早在若干年前就已被发明出来，却因为反公地悲剧迟迟无法推向市场，拯救患者性命。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缺乏维生素A，每年会导致25万～50万名儿童失明。这些失明的孩子，半数以上活不过一年。21 基因研究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问题带来了一线希望：培养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大米。22 1999年，彼得·鲍尔和英高·伯特里库斯教授带领的团队设计出了强化维生素A大米的原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可当这种“黄金大米”问世之后，项目却搁浅了。
为将这种大米推向市场，挽救患者的视力与生命，鲍尔和伯特里库斯不得不与多达70项的美国专利（美国以外的有效专利很少）协商授权问题。23 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用到其他15种技术产权。也就是说，他们一共要跟30多家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谈判。找出相关各方，与之进行磋商，是一件耗时耗力又费钱的事情，虽说所有专利持有人都明白，最终产品能够让上百万人免于失明与丧命。黄金大米的人道福祉清清楚楚摆在眼前，专利困局引发了人们强烈的道德义愤，个人所有者恐怕愿意将专利权贡献给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事业，同时并不危及自己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潜在利益。伯特里库斯清楚地描述了反公有资源困局的复杂性：
我感到相当烦乱。在我看来这真是不可接受，甚至非常邪恶。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公立机构进行，又完全由公共资金提供资助，意在为人类谋取福祉。结果，它的命运却落在少数人手里，只因为他们提前对技术申请了专利，或是在早前的实验中签下了MTA（材料使用转让协定）。这样一来，不管一个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公共研究，都逃不过企业（和一些大学）的左右。这时候，我真的很想跟那些激烈反对专利权的人站在同一战线。
好在我又深入思考了一下，意识到“黄金大米”得以问世的唯一原因还在于有了专利保护。我用到的大多数技术能为公众所知，全因为投资者得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若非如此，人们恐怕会把它当成秘密牢牢地保守起来。如果我们想要利用所有的知识造福贫苦人民，反对专利并不合理。争取明智地使用知识产权，这才更有意义。24
经过多番的拉锯战，与黄金大米相关的知识产权持有者终于达成了协议，答应帮忙把这一救命大米推向市场。
先正达—当时叫捷利康率先整合产权，开发技术，并将研发结果赠与了饱受维生素A缺乏症折磨的国家。受诺华、拜尔、孟山都和日本烟草等竞争公司控制的知识产权允许先正达在开发黄金大米项目中免费使用这些技术。2004年收割了第一批试种的黄金大米，现在，该项目终于迈入了执行阶段，开始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国推广。25
黄金大米能预示我们的未来吗？对抗其他主要折磨穷人的疾病，也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吗？我猜并不容易。黄金大米获得成功，因为它有着有力的宣传者，在获得许可之前就发明出了产品，之后，又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专利持有人的携手合作。卓越的领导造就不同，耻辱感是敦促各方达成协议的有效工具。名誉事关重要，企业愿意宣传自己参与了成功的人道主义活动。这个项目有着鲜明的非营利性用途，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说服个人专利持有者加入。他们的经济风险相对较低，因为黄金大米主要是用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此外，美国的“赠地学院”拥有大部分相关知识产权；而这些大学又有着捐赠公用农业技术的长期传统。26 上述诸多因素的结合纯属偶然，倘若风险再高些，合作往往失败，便利的解决方法也随之泡汤。
农业研究中的反公有资源
生物技术困局不仅放慢了救命药品的创新，也阻滞了维续生命的农业发展。黄金大米的圆满解决，在农业创新前沿领域很少见。《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其中的两难困境：“（农业研究）从前是赠地学院等公立机构的地盘，现在却日益为私人公司所控制。部分农业专家对这一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警告……现在，这些批评人士认为，专利限制扼杀了种子与技术的无偿交换，对公共体制造成了破坏。改良农作物的研究受到阻碍，甚至被迫放弃。”27
孟山都等产业领袖或许可以允许出于研究目的使用旗下专利，但绝不会允许它涉嫌商用。植物遗传学家担心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将结束人们上千年来杂交农作物、改善健康与营养的良好传统。《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继续写道：“例如，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科学家用基因工程改良稻米，使之能够抵抗热带地区的一种流行性植物病毒。但大学要是想把种子卖给农民，必须获得34项专利持有人的许可。”28 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小组评论说：“随着农业研究日益复杂，它越来越需要使用已为他人申请专利的知识和生物原料，难以逾越的专利荆棘有可能扼杀农业创新的商业‘运作自由’。”29
植物遗传学上的困局和人类药品开发当中的同样错综复杂。我们不能总是指望竞争企业协作解决反公地悲剧，发明家把发明捐赠给公众，或立法机构不偏不倚地调整专利法，配合公共利益。这类困局不见得总能大白天下，或自我解决。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学会如何发现这些问题。
从共享到起诉（1）
生物技术反公有资源是怎样产生的呢？直至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生物医疗研究都遵循“公用”原则，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研究成果。在这一模式下，“上游”或基础研究大多是由美国政府、大学和慈善事业买单，并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众。到1975年，科学家乔治·科勒和塞萨尔·米尔斯坦还不愿对“单克隆抗体”申请专利，因为他们觉得这有违道德。30 不久以后，两人凭借此项发现同获诺贝尔奖。这一类非专利上游生物医学发现，为下游制药企业提供了大部分的原材料和基础知识，生产出可用于诊断、治疗疾病的产品。
造就今日困局的关键转折点是在1980年，当时国会通过了《杜拜法案》。这项法案鼓励大学和其他机构对联邦资助的研究发现申请专利，并试图将这些技术转移给私营部门，对其进行商业化。在《杜拜法案》新型产权的带动下，专利申请和私人对生物技术的投资猛增。数十亿美元私有实体资金涌入生物技术公司。
新产权制度使得生物医学研究从所有权范畴的公有资源一端，转入私有和反公有资源的混合体。如今，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有可能是私人资金赞助、私立机构执行，并由私人通过产权、商业秘密或限制原材料和数据使用的协议加以持有。结果，过度重叠的专利权利要求遍及整个生物医学界。31 科学的文化氛围彻底改变，人人都用尽心机谋取交易，再没有谁想做最后一个浪漫的科学家，把发明发现无偿捐献给公众。
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企业不约而同地采取财产分割行动来对付竞争对手，制造出愈演愈烈的“防御性专利申请”。“现在我们都有做交易的老本儿了。”默克的本内特·夏皮罗解释说，“默克觉得有必要在申请专利上投入更多精力。举个例子吧，角叉菜胶致足炎分析（默克设计的一种海藻丸，可减轻实验小鼠的痛阈）可用来开发非类固醇消炎药。这种分析技术属于公共领域，不少公司都用它来开发新药。搁在今天，默克会对这种分析法申请专利，并利用此项专利交换其他公司的其他研究工具。”32 人们有时也会用“导弹防御计划”（又叫MAD）这个冷战字眼称呼这种防御性专利战略。33 对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来说，MAD战略有可能缓和局面—企业互相交换专利，放弃打官司。但在一个不对称的世界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并不想跟医药巨头做交易，他们只想要现金。
产权环境的改变，不仅影响了现有公司的行为，还刺激了当代强盗贵族的出现，也就是常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