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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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7）　　　　　　　　　

　　另一个案例是减少所谓温室气体的政策。成本最少的政策是：让所有经济活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边际成本达到同一水平，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均衡状态，人们就可以增加边际减排成本高的产品的生产，降低边际成本低的产品的生产，从而在总排放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获得更有价值的产出。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排放税的征收不应该有例外的情况。　　　

　　有效的政策的第三个要求是发挥激励的作用。政策应该诱发预想的行为，这包含两层的分析：首先是市场的激励……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经常是最有效的手段。如果人们知道采取某个不受政府欢迎的行动要交税，采取某个受欢迎的行动会得到补贴，那么税收和补贴就比数量控制和命令效果更好，因为它们是合乎市场规律的措施。　　　

　　其次，也是更深层的激励机制，乃是把市场失灵视为产权不完整导致的结果。如果这样的失灵能够得到纠正，市场自己就能产生最好的结果。麦克米兰教授以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为例对此进行过介绍，根据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美国环保署创建了一个交易排污权的市场。交易的结果显示，降低污染需要的成本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市场上每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权的实际平均售价只有150美元，而美国环保署原先估计的价格是这个水平的五倍。　　　

　　突出的市场失灵必须得到重视，这又引出了有效的政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求：纠正的可行性。治疗是需要成本的，我们需要确信采取治疗后得到的收益高于对疾病放任不理。政策措施采取后，如果情况得到了确切的改善，政府的行动才是合理的。在进行这些判断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忘记，政府自身也有失灵的问题。后面将会提到，我们必须避免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曾说的〃真空分析法〃……意思是说拿实际的市场运行和理想的但无法实现的情况做对比，那只有万能而仁慈的政府干预才可能做到。　　　

　　政府为什么会失灵　　　

　　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事情政府不能做……例如全盘的计划经济。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政府必须做……例如保护财产权利。要想建成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必须有〃的条件，另外还有某些〃最好能有〃的条件。但不幸的是，政府的机制与市场一样存在缺陷，实际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如今的大多数国家，政府失灵的情况总是存在。政府非但没有提供〃最好能有〃的服务，连某些〃必须有〃的服务有时也未能尽责。我们经常看到，导致市场无法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破坏就来自政府自身，政府非但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变成了失灵的来源。这不是意外，而是政治生活内在的问题造成的，特别是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它们尤其需要改善自己的政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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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8）　　　　　　　　　

　　好政府的缺陷　　　

　　我们首先来看看发达的民主政体，例如英国和美国，它们有着稳定的政治制度、牢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定期的选举体制、良好的法律体系、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受到严格控制的腐败。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当然有人或许会说，瑞典、瑞士甚至法国的政府表现还更好。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如我们所料，都有着最成熟、最负责和最遵守法治的政府。　　　

　　在某些观察家（包括经济全球化的批评者）眼中，这足以证明，政治活动要优先于其他所有活动，高于市场活动。本杰明·巴伯教授对于民主政治体制就有着这样浪漫的观点，〃消费者花钱的自私自利的动机与谁负责什么职能无关，与他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市民社会的类型也无关。人们是通过民主政治的舞台、作为公民来控制他们的私人消费可能导致的公共和政治后果，实现社会目标〃。巴伯的前半部分描述并无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他兜售的东西，他会继续从事原来的生意吗？他关于民主的描述则显得较为严肃，实际上这对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讨论也非常重要，因为巴伯的核心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政府非常重要。　　　

　　但困难在于，巴伯给现代的大众民主描绘的政治生活形式是：全体公民都参与共同事务的讨论，但这在今天有着复杂的代议制度的民主政体里，是关于政治该如何运作和可以如何运作的很天真的看法。美国有着大约三亿不同背景、生活方式和经历的人，这个规模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希腊城邦的讨论相去甚远，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即使曾经真的存在过，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那么这样的民主形式会面临哪些问题呢？其中之一是，现代政府与现代经济和社会一样，组织都极其复杂，有着非常精细的劳动分工，它们的决策非常技术化。对于哪怕非常小的一部分决策，外边的观察者也很难知道具体情况，更别说正确地做出判断了。对于这个结论我本人很有自信，因为我自1987年以来就一直在《金融时报》担任观察家的角色。　　　

　　要弄清楚政府从事的具体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大多数国民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们是处在〃理性的无知〃的状态。人们普遍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个人对于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因此，即便他们拥有分析决策的机会，又凭什么要耗费自己的精力去参与呢？很自然，借用一个现成的例子，大多数选民对于目前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政策讨论也完全没有合理的分析依据。　　　

　　有三类可能相互重叠的人群得到的信息相对充分：第一类是那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报纸上的专栏作家、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政府内部的官员和政治家；第二类是自己的生计与特定的政治决策有关的人，如医疗政策关系到医生的利益，教育政策关系到教师的利益，农业政策关系到农民的利益，外贸政策关系到炼钢工人的利益，知识产权政策关系到许多公司的利益等；第三类是那些对特定政策有特别的兴趣的人。第一类人群通常是批判性的，第二类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第三类则常常是狂热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从这样的政策讨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看法就一定能代表公共利益。人们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很不平衡，而且，施加影响的过程的某些特点也可能造成破坏。例如，政治生活中的一人一票制度似乎比市场经济中的财富悬殊要平等得多。然而财富除了意味着更大的购买力以外，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此外，其他的人也可能产生超出自身比例的更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擅长制造舆论的人。我们看到那些舆论领袖们一般都倾向于加强政治，而主张限制市场，就会明白这绝非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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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9）　　　　　　　　　

　　在选举中，人们把选票投给某个候选人或某个政党，这些政治派别对于一长串的事务有着各种承诺。但即使自己支持的人或党派获得了胜利，人们也不指望很多承诺都能得到兑现，经常会感到失望。对于大多数选民而言，伴随着选举的结束，政治参与就结束了。接下来，在两次选举之间，政策是在具有特殊利益的游说者、自诩代表〃公众利益〃的团体、记者、专家、官员、政治家、大人物以及任何有路子的人的秘密活动中制定出来的。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那些有特殊的经济瓜葛的人绝对不是公共利益的客观的追求者，那么，其他参与者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有人或许希望，绿色和平组织、乐施会以及其他类似团体应该是公正的，不寻求任何特殊利益。然而，许多非政府组织却严重依赖政府的资助，其他则多少通过对危机的渲染来筹集资金。公务员体系被认为代表广泛的公共利益，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算盘，特别是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所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在上个世纪都持续提高１８，似乎只有经济危机的爆发才能逆转这样的势头。　　　

　　发达的民主国家确实为社会经济的运转提供了基本需要的服务，但在许多政策细节上面表现却异常糟糕。如今的农业政策的制定远不能用巴伯所描述的方式来进行，欧洲大陆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外贸政策、环保政策、对于许多产业的风险管理、能源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等都是如此。政府是绝对需要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在依靠政府来诊治所谓的市场失灵的时候，如果政府自身又会带来其他各种失灵，那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糟糕的政府带来的灾难　　　

　　但无论是以现代还是过去的标准来看，发达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还是最好的政府体系。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看看上个世纪的历史，就能发现到处都是腐败、无能、残酷、阴沉和恐怖的政府。20世纪的很大部分历史是掌权者对无辜百姓的犯罪史。　　　

　　可惜，这样的恶政府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对外战争、内战、屠杀、政治动乱、独裁、政府失灵、公共部门的挥霍、对市场的横加干预、政府欠债、通货膨胀和腐败，这是过去半个世纪发展中国家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要指望政府付出诚恳而公正的努力来保护产权，提供公共品和公益品，提高国民的经济福利，大多是笑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至少在90年代，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恶政府的掠夺是破坏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时代，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该机构最重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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