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世行每年的贷款版图上，那30个来个国家成为了几乎没有任何项目的“援助沙漠”。国际社会对之的涉足也不多，这些国家只能靠有限的救济维持。
2001年10月，我成为常务副行长之后，把第一个注意力就放在了这个难题上。在之前，我已经管理了两年的非洲业务，每次在非洲，目睹种种贫困的景象，常常让我不能自已。在世界银行服务，给我最大的机会是，让我有可能用自己微薄的能力帮助这些人们走出贫穷的恶梦，哪怕只有一户一村。现在，“二号人物”的角色，给了我更大的空间，所以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我就牵头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我在世行的一位同事提醒我，“你把第一步棋子下到这个领域，实在风险太大了，它启动困难，见效缓慢，那些穷国既不能进行正常的贷款合作，又不能进行有效的政策对话，而且存在各种的政策障碍，万一抓不起来······。”
我感谢他的提醒。但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我对特别工作小组提出，要认真地研究这些国家，找到在这些国家发挥作用的方法和与政府有效沟通的模式。我们对这些国家了解吗？我们在执行上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的业务方向有调整的空间吗？如何提高业务部门对这些国家的工作积极性？
我请银行内两个经验丰富的局长来领导这个小组，他们中的一个是研究部门的局长，另一个是中东地区的第二把手。我之所这样做，是想既能利用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能保证他们的最终建议不脱离扶贫实务。
半年后，他们拿出了一份详尽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基本结论是：
―― 这些国家虽然极端贫困，但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是世行积极服务的对象。
―― 它们的问题与一般低收入国家不一样，要用特别的办法帮助它们。
―― 世行内部采取鼓励措施，调动高质量的员工为这些国家服务，同时要提高职员在这些国家有效工作的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分析能力。
―― 在这些国家，给予资金支持的同时，要与其他多边组织增强合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挑战贫穷：艰难而天然的使命（2）
基于报告提出的分析与建议，我迅速开展了相关工作。先是在总部设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协调和实施，调派了曾在东帝汶做过国家总理的处长负责；接着，在年度预算分配中，加强对这些国家的行政预算开支，我要求处长每三个月向我直接汇报一次，听取对这30个国家的援助进展情况。这个制度我连续执行了三年；然后，采用人事鼓励措施，到这些国家去工作的职员给予一定的补贴，在提升上给予一定的加分；由于这些国家的信用资信太低，不可能开展正常的贷款业务，我征得行长的同意，在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的支持下，从净收入中拿出2500万美元作为针对这些国家进行技术援助的基金。
2003年6月，世行牵头举办了一次关于最贫困国家的国际援助会议，这是近十年来发展机构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命题。2005年1月，由联合国、欧盟、世行、经发组织四方发起，在伦敦又举办了一次高层圆桌会议，对最贫穷国家的援助进行合作磋商，并在世行的方案框架之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次会议在著名的蓝卡斯塔大厦（Lancaster House）举办，我是联席会议主席之一。在会议的发言中我说，“两年前，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很孤单，现在那么多机构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说实在的，我在讲这席话的时候，一方面为世行的领导作用而骄傲，另一方面确实也有职业上的自豪感。在国际上，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你带对头的时候，人家是会跟上来的。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支持明显增加。世行在这些国家上的行政预算开支增加了50％，分别帮助三十个目标国家制订了适合国情的国别援助的规划。在这些规划中，我们不是把重点放在贷款上，而是注重技术援助、机构建设和政府基本功能的恢复。此外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多边机构一起开发有关实施项目。
西南非洲的安哥拉，是一个躺在“黑色黄金”上的穷国，它的石油储备非常丰富，但是石油收入帐目管理不明，滋生贪污腐败。为了协助这个国家摆脱目前的困境，世行专门提供了17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帮助政府建立监控石油生产和出口的系统，增加财政控制的设施与人才，改进采购法规。与此同时，还与新闻界、议会和民间组织合作，共同监督石油收入的动向，督促石油公司在合同与支付上的透明度。随着这个项目的逐步推进，目前在安哥拉，石油收入已经开始进行正式的审计，财富日渐流回到人民手中和国库中来。
中非共和国是另一个类似的国家，它有举世闻名的钻石矿资源，但却长期被黑色势力把持，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钻石贸易几乎都是非法的，政府无法正常从中获得任何利益。2003年，我专门飞赴中非，与该国政府洽谈援助与合作事宜。与总统达成协议，世行帮助政府建立了钻石的资源管理体系，使之合法化，收入能够归入国库。如今，这项艰难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索马里的情况还要糟糕。这里人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100到200美元，甚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为了帮助他们，世行只好转而支持基层的扶贫努力，在国内找一些村庄，向他们提供一定资金，由村委会发放种子、农药和最简单的工具。我们还在各地建立一些简易的校舍，赠送教科书，让孩子们获得学习的机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的种子潜藏在那些嫩稚的琅琅书声中。
贫困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顽症。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一半富裕、一半贫穷的世界绝对无法实现永久的和平，因此共同富裕是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的必然选择。”60年前，一群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理想的经济学家催生了世界银行这个“梦幻婴儿”，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通过、跨国界的合作与援助，帮助落后的国家走出贫困，共同分享人类进步的成果。这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充满了争议、风险和无穷尽的沮丧。
今天的世界仍不太平。在不少方面，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来本质性的改善。但和90年代早期相比，毕竟已经有了进步，当时全球年均爆发30多起冲突事件，而如今已经下降到了十多起。今天，当我离开世行之后，回想在这个国际组织里工作的三千七百多天，每每感慨万千，如果我曾经让一个村庄亮起了电灯，如果我曾经把100个孩子送进了教室，如果我曾经让某个地区的人们分享到了他们应得的利益，那么，一切都值得。这个崇高的事业，就象世行大厅墙上刻着的那句愿景一样，永远激励为之服务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增加英文和照片）
环球斡旋：重新扩大硬贷款（1）
那几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车里，不停的在与人交谈。从布鲁塞尔、伦敦到东京，马不停蹄。
在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国家中，大约有69个是世行所界定的所谓“MICS”，即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26美元至13980美元之间。这些国家又可根据各自的人均收入，进一步分为高收入MICS和低收入MICS。他们是世行硬贷款的主要对象，在2002年，这部分贷款约占到年度贷款总额的60％。
和低收入国家相比，由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较高，经济要发达得多，拥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和生产体系，其中的一些国家甚至可以直接到资本市场去筹措资金。但我们讨论或辩论最多的问题时常是：是否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力更强大，世行就应该不再给予他们资金支持？在世行的文件里，对那些人均超过5000美元、已经脱离低收入的国家有明确的政策：他们将不再能获得世行的贷款，用世行的语言，叫做要“毕业”了。然而，这条政策只是操作上的指导意见，而非严格的硬性规定。世行只是要求与这样的国家就如何减少直至停止贷款开始磋商，但并没有详细规定这个磋商进程有多久，更何况还有一个例外条款：如果脱贫的国家又发生了不管何种经济恶化情况，就又能够获得世行的资助。比如，亚洲金融风暴中的韩国，它早已从贫穷中摆脱出来，成为一条举世注目的“东亚小龙”，然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经济遭遇巨创，世行及时对之给予了巨额的政策性调整贷款，它是1998年世行最大的借款国。
但是总的来说，在最近十年里，世行给MICS发放的贷款正逐年下降。这与其说是因为那条“毕业条款”，还不如说由于其他的原因。在这些国家看来，世行的资本吸引力变的越来越小。进入90年代以来，由基金为主流的私人资本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越来越活跃的一部分力量，它们在灵活性方面远远高于世行这样的发展机构，在融资成本上也较具有竞争性。
另一方面，国际上始终有一种舆论认为，世行给中等收入的国家贷款是不务正业，偏离这个机构创建的初衷。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有些激进的政客和研究学者甚至要求完全停止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当世行在这些国家的贷款出现减少趋势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一件应受欢迎的好事。因为这样世行就能更好的关注低收入国家，甚至直接拨款给这些国家，而不仅仅是贷款。在他们的构想中，世行应该是一个专门服务于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银行。
世行该何去何从？
有一天，我去沃尔芬森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工作，只见他一个人斜躺在办公椅上，面对着窗外发怔。我知道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果然，他告诉我，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