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加了“中国”，这个主义对于国学中的各种东西，都保持了接纳，散步术中的精华，都结合了进来；又加了“特色”，这个主义也没有排除任何一种西学中的东西，登山术中的诀窍，也都结合进来了。就这样，既没有专门排除什么东西，也不再坚决反对什么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了几十年之后，几大主义在中国形成了科学合流，中国式的登山模式得以成形。
从经济上看，不能否认，中国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成分，但谁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从政治上看，不能否认，中国仍在实行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却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11）
从国际上看，不能否认，中国经常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样，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
都是，又都不是，都有一些，又都不全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运用驾驭力对多个主义实行一体驾驭的主义。
而一旦实现了驾驭，使几大主义在各自的位置上稳定下来，运行起来，也就等于形成了一种政体模式。与其他政体模式不同，不是几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是几大主义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制衡。
分别看一下。
在资本主义这方面，由于受到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约束，于是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受控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被置于权力之下、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的资本主义。资本的力量再大，也不得超越政治权力和民族利益。比较一下更清楚，完全不受控的资本主义，就是任由资本利益高于一切、资本力量不受任何制约、即使给市场和社会造成巨大祸害也不受任何惩罚的“猖狂”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变得“乖”一些，让资本贪婪和疯狂的本性受到钳制，至少不会发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资本*”和“资本专制”。
在共产主义方面，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遏制，于是也成了“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也就是不再具有全权主义和普世主义，其政治权力受到市场制约，也受到公众舆论监督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社会动员、社会公平、集体主义、公共意识等方面的价值，则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
同样道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合制约下，变形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受控民族主义，一种最终总要服从经济利益和政府威权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相比，新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基本去除了其盲目、狂热、非理性的部分，逐渐具有了成熟的特质。
通过运用驾驭力，实现几大主义科学合流，不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的精细设计，但很符合政治上的制衡原理，也很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事实证明，一旦恢复了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中国就有十足的能力，在“攀着树枝上山”的踽踽前行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摇晃晃中，摸索出这种无心插柳却卓有成效的经验。
实际上，目前盛行于世的各种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登山赛的产物，都是关于登山模式的学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哪个不是？因此，只要登山者具有了很强的整合力和驾驭力，结合多少个主义都无妨。经过三十年连续的上升，中国已经具有了很强的“中国力”，不仅可以驾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宿敌，也可以解开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对冤家，这就叫SINOLIZING。我们最终引进了“成熟民族主义”这个新概念，建立了一个从历史到未来的整体理解。
最后总结几句。
1743年，一位名叫安森的英国贵族，怀着极美好的期望，历经劫难，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但是，在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完全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那个中国，那个“友善而船只熙攘的海港，住着知书达理的人，物产丰饶而文明鼎盛”的东方国度。离开前，充满失望的他，否定了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从“伟大民族”的地位上向下坠落，坠落的曲线陡峭而惊心，一直落到马嘎尔尼敢公开说“*人是一种低等的动物”的地步，落到在中国土地上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警示牌的地步。
其实，无论是安森爵士离奇的印象，还是马嘎尔尼恶毒的评语，都没有太大意义。西方人得益于在登山赛中的领先，几百年来已经很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世界，对落在后面的他国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现代化既是一场实际的竞赛，也是一套价值标准，只要领先，一切都对，只要落后，一切都错。*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另一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仅凭这两句即可断定，中国当代的政治领袖至少已经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
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是在现代化登山赛上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只要中国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独特力量，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乃至开创出自己的独特模式，散步是中国式散步，登山是中国式登山，中国终究还是中国。
“胜不妄喜，败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此话对于具有中国力的今日中国，这个在一百七十年时间里完整经历了大失败和大成功的国家，已别有深意，可以书成条幅，置于案头，常常诵读了。
本书从“中国力”的角度，详尽剖析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与成功。不直面失败，无从看出当年的中国是否曾败不惶馁、危不惊惧，不直面成功，也难以判断中国能否胜不妄喜、安不奢逸。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过只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最新片段，正所谓“天命所归是大国”，大国就是大国，是大历史、大未来，而不是小历史、小未来。
本书写给所有相信中国具备“中国力”，相信中国享有大历史也拥有大未来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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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1）
鸦片战争二十多年后，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布衣文人王韬，先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最早看明白了一件事：搅得中国方寸大乱的所谓“夷情”，其实是一个世界大势。他把这个大势称为“光气大开，远方毕至”的“通商大局”，对于国人视西人为害，“尽驱而远之”的主张，他认为完全没用，因为“势不能也”。他主张利用这个“去害就利”的转机，让中国走上自强之道。王韬后来亲往英国，更坚信自己的判断不错，他在一封信中发出预言：整个地球将合而为一。“不出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
其时的中国，人口约四万万，从有记载的资料上看，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认识西方的问题上能有这般远见卓识者，除了王韬之外，尚未见有他人。
在王韬写下这些文字的同一年，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写了那篇被称为“洋务运动纲领”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力主“皇然变计”，实行变通，但其认识水平，却比洞察到了世界“通商大局”的王韬低了不小的一个层次。信函中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可见，还是一个静态比较的狭隘视角，没有看到全局，也没有看清大趋势。
洋务派的人数比王韬们多了很多，不仅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地方实力派领袖，也有朝廷里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冯桂芬等学界的思想先驱，代表了当时中国认识西方的主流头脑。
洋务派再往下，是守旧派，认定西方器物就是一些“机巧之术”，抱着“工匠之事，儒不屑为”的态度，坚信“礼义为本，技艺为末”，不屑于认识西方、认识世界。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思想论战，持续了三十余年，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从洋务派的连连受挫，几起几伏，可见守旧派的势力之大、代表性之广。
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之时，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将过去的历史都理解为散步，将现代化理解为登山，这种思想更不可能产生。而将所有外来的新事物都归结为“洋务”，将“洋务”和中国千年不变的“圣人之道”对立，这个对立，最多走到“西方立国有本有末”这种认识，就到头了，就近乎于造反了。李鸿章与守旧派论战，一气之下，也能说出“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术器艺来”等大逆不道的话，但最多就是如此了。
登山赛的全貌，还锁在重重迷雾当中，但王韬们已经看出来，这是一场“远方毕至”的竞争，中国无论是采西学还是守中学，无论是办洋务还是坚持圣人之道，最终都是要竞争，胜者一切都对，败者一切都错！“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王韬此议，在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全面通商之前一百四十年。
李鸿章们没能洞察到这一点，他们看见西方跑在了前面，也发现西方站到了高处，但没有把整个形势看成是一个不断的竞赛。他们心存幻想地误以为，只要中国办好洋务，一步赶了上去，天下就会重归太平，中国继续做天朝，四夷臣服于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又三十年，到了新旗手康有为，也还是这个思想。按康先生的设计，中国的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整个的世界观，还是一个你上我下、我上你下的等级格局；最后的大目标，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四周的霸业宏图。
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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