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的麻将确实比我强。”
“那么，我们就不玩麻将，我们玩骰子，牌九，二十一点和红星，你擅长什么就玩什么。到时我来组织。我把那忘恩负义的东西再约到这儿来，就我们三人一桌，我暗中帮助你，不出几个星期，我就让他血本无归。”
自打方孝祥会出第一手牌起，还从没干过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做梦都没想这么干。赌场上不乏这种人，但他从不跟这种人沾边，他虽然只是个赌徒，但自视甚高，以至于当红眼把他的打算和盘托出时，他都觉得恶心。但就像每一个干不法勾当的人总能找到为自己辨护的理由一样，他也认为是姓叶的坑他在先，他是逼上梁山的。他为难了一阵，也就答应下来。
“可我没有本钱啊。”
“我有，”红眼爽快地说，“干这种事我们得速战速绝，要在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就把他榨干，以免夜长梦多，所以每场都得玩大的。”
“多大？”
“起码也得三、五万上下。我说了，不能让他有喘息，也就是停下来思考的机会。”
“好。就这么办。你能借我多少？”
“二十万。”
预产期一天近似一天，孙小姐惶恐地在家里等待。自从方家遭了那场致命的变故，加上自己怀孕而足不出户，忽视了必要的梳妆打理，她的容颜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方父找来的保姆倒是个可靠忠厚的妇女。她兢兢业业，对主人家的遭遇由衷的同情。也多亏了她，孙小姐才不至于完全地独守空房。
保姆很有自知之明，她知道她不便提出什么要求，况且，还在为方孝祥在前段日子经历的灭顶之灾而痛心。因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安顿好孙小姐。她对方家能重振声威毫无信心，而且假如方孝祥依然以赌为业，她是下定决心要走人的。不过，她想先等孙小姐产下孩子再说。
以她的专业眼光来看，她也惋惜孙小姐嫁错了人——这观点与当地老年协会不谋而合，相信仅凭这一点，保姆也可顺利加入老年协会，甚至不必交纳会费。
她想不通一个才貌双全，出身又好的大学生怎么愿意嫁给一个游魂似的人。看见孙小姐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她也会迎风洒泪，看着孙小姐挺着大肚子独坐书斋，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她看不下去，因为孙小姐的遭遇显然激发了全天下妇女所共有的同仇敌忾的精神。这时，她不惜当着孙小姐的面数落方孝祥的种种不是。在技术上，含沙射影地讽刺较多，也大有直言直语，口无遮栏的时候。一边说，一边叹气，中途停顿，因为要忙着与女主人一同擦眼泪。
她不明白，方孝祥对孙小姐如此怠慢，不放在心上，孙小姐怎么能一如既往地忍气吞声？连她旁人都气炸了肺，她怎么除了背着方孝祥偷偷抹几把眼泪，就说不出一句哪怕稍微大声一点的话呢？
这几日，她不知道为什么 ，方孝祥更是变本加厉。保姆虽然早早地躺下睡觉了。但像大多数的老年人那样，她保持着猫头鹰般的清醒。她床头放着闹钟，听到方孝祥进门的脚步声，她就开灯看时间。
方孝祥来得一夜比一夜晚——三更半夜，有时干脆彻夜不归。她对方孝祥几乎是由同情变为痛恨了。换一个稍近人情的人，就不会如此过分地弃家于不顾，鬼一样地浪荡到后半夜。要是在外面通宵研究导弹，献身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倒也算了，偏偏又是个赌鬼。她不知道已经一穷二白的方家，哪来那么些钱供他在赌桌上挥霍。
她还看不惯他那大大咧咧，莽莽撞撞地冒失鬼相。子夜回来，依然把门开得噼啪响，皮鞋照样大踏步地踩在地板上，任其发出“咚咚”地巨响。一进卫生间就稀里哗啦地洗脸，冲凉，听起来像是成群的河马在泥塘里打滚。但他可从不亏待自己。晚上一回来，没有一天是肚子饱的。于是就在厨房里找吃的。深更半夜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冰箱门开户关上不下十几次——搞什么鬼，不会一次拿完？然后，又是拖桌子，又是挪椅子，还有边吃东西，边看电视的癖好，就把电视打开，让音响哄哄作响——他难道真没想到过，此时此刻，她怀孕的妻子正在楼上歇息。
奇怪的是，就这样孙小姐还受得了。不管有多晚，只要他回来，她脸上准泛起笑，嘘寒问暖，体贴入微。偶尔呢呢喃喃地劝他几句，也是好言相告，柔情无限。可他根本就不识好歹。以前他还能做到不加理睬，现在，他越来越不耐烦，对于家人的过问，动不动火冒三丈。
有一天深夜，保姆睡得很熟，却被楼上摔碎杯子的声音给惊醒了。后来就听到孙小姐呜呜咽咽地哭声——他暴烈的性格简直令人发指。那晚，保姆气得一夜没睡，好几次想上楼与方孝祥理论，但她知道，方孝祥不会让她再从楼梯下来的——楼上有个窗户，是常年打开的，方孝祥能轻而易举地让她从那儿消失。
初冬的一个早晨，保姆出去买菜了，而方孝祥竟然还没回来。这时，孙小姐就感到肚子一阵钻心的痛。这种疼痛越来越频繁，几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速度在不断加剧，试图以无坚不摧的力量击垮人的意志。孙小姐不得不用右手扶持住后腰，才能勉强从疼痛的痉挛中支起身子。疼痛像电流般迅速遍布全身，好像有一枚电钻正在往肚子里拱——她很快明白出了什么事。
她想喊人，但马上意识到这不但愚蠢而且无用。她想到打一个电话给她的父母，她几乎已经拿起了话筒，拨了号码，但又放下了。对，她不能对父母说，一说就等于告诉了父母方孝祥居然赌到现在还没回家。父母本来就已经对这个女婿有了一千个不满，若是再加上这一个，他们一定会逼她离开方孝祥，他们一定会的——她放下了电话。
她紧紧咬住牙，右手牢牢抓住楼梯的铜把手。她的双腿已经痛得失去知觉，麻木多时。但她却奇迹般地用它支撑起整个身子，让它帮助她艰难地移动。豆大的汗珠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滚落下来，一滴滴敲打在楼梯木板上。
从别墅到马路有一百米距离。但她觉得她从来没走过如此漫长的路程。死亡的念头一次次滑过她的脑际，不祥的预感像阴影挥之不去。疼痛到了极点，在感觉上反而有点减弱，实际上她已成了一台机器，本能的求生欲望像柴油维持着她的转动。
她摇摇欲坠，大口喘气，走到路口时，满脸的痛苦把她整个端庄的脸蛋给扭曲了。终于有一辆出租车经过，她挥手拦住它，就这样以广州妇产科医生闻所未闻的方式来到了医院。
方孝祥浑浑噩噩地推开家门，他深信他离死亡已经不远了。他也做好了准备随时奔赴死神的约会。
他在某些方面确实聪明，而在某些方面又过于幼稚。他在努力解剖自己：是运气不佳？是赌技不精？还是心虚导致的不良情绪影响了发挥？有时他觉得三者都有，有时又觉得三者全无。比如当他拿到一对“Ｋ”和一对“Ａ”时，他当然敢于把台面的钱全押出去，而结果对方却是“同花顺”——这能说是运气不佳，赌技不精或心虚吗？若是运气不佳，或赌技不精，他就不会拿到这样的大牌，若是自己心虚，他又哪来的勇气敢下全注呢？——可他终究还是输了。
红眼盲目地把这个药材商看成瘪脚货，看来未必。他不仅在麻将上能胜方孝祥一筹，他压根就是个全能。这些日子下来，凡是方孝祥能玩的赌博门类，全玩了个遍。他心急如焚，急于翻身，不惜换各种花样，使出浑身解数。一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这个赌场老手会败在一个卖卖冬虫、夏草的药材商人手中；二是因为他再也输不起了，多赔一分，就仿佛阎王爷在他方孝祥的“阳寿簿”上减去了一年。
更加受怨的是红眼，他好心安排赌局，好说歹说地把已经有点起疑的药材商叫过来。连哄带骗，费尽心机，为的是让他方孝祥有翻本的机会。这下倒好，该翻本的没翻本，而连累他这个陪客也一下子陪进了七、八万。
按理说，方孝祥与红眼的暗中合作是天衣无缝的，而应该成功的。在红眼的配合下，他很少拿过小牌，若在平时，这样的牌运准能让他横扫千军，可是那脑满肠肥，一脸蠢样的药材商却能屡屡如有神助般地盖过他——他除了痛骂苍天无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已赌得人困马乏，筋疲力尽了。赌桌上大起大落，赌桌下远虑近忧，所有的一切都折磨着他的神经。他能不担忧吗？平均每夜要输掉两万元，最少也输了六、七千元。赌桌上的情形是：要么药材商独赢，要么药材商和红眼双赢（前者赢多，后者赢少），当然，他与红眼，甚至他方孝祥独赢的时候也有过，但他想不起是哪一场，或者具体赢了多少钱了。好在红眼到底是个知轻重，讲义气的人，要不是每场下来，药材商滚蛋之后，他把他赢的那部分钱如数还给他，他输得恐怕还要惨。但那又怎么样，光靠红眼退还的钱，根本不能挽回他失败的大局——他只得第三次向红眼借了钱，共计已达五十万元。
他两眼茫然，思绪混乱。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也不关心，因为时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只知道下午还有个赌局。他回来是来睡觉，养养精神而已。
他上楼去了，根本没发觉家里早已空无一人这个事实。
急促的电话铃吵醒了他。他头晕眼花，烦燥得很，将电话筒拿起又搁下，但实际上保姆已经买菜回来——她接了电话。她原来以为孙小姐仍然像往常那样在楼上书房内安安静静地看书或画画，她也就安心做她的饭菜。谁知道她已经在医院产下一子。
她又急又喜，匆匆上楼。她在楼下见到方孝祥扔在沙发上的外套，就知道这个糊涂的父亲已经回来了。这个时候，他无一例外是用来睡觉的，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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