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根深蒂固更胜过从前。每当经济不景气，政治人物就认为“消费者支出不足”是主要原因。于是，它们一方面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制定更多的妨碍性和惩罚性措施去限制储蓄和投资。我们说过，当今各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制造或加速通货膨胀。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是金属本位的货币政策了，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印制长期贬值的纸币来讹诈它们的人民。
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3）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种趋势。政府一旦推行带有“社会”二字的计划，就会完全失控，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对于政府干预，我们已经看了个大概，现在让我们来细看一个当今尤为突出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早的联邦社会保障法案是1935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背后的理论是：大部分社会救济问题，在于人们有工作收入时没把钱存下来，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自己没有积蓄安度晚年。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劳工被强制性地给自己保险，同时雇主也被强制性地为劳工负担一半的保费，这样一来，等劳工在65岁或更高年龄退休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社会保障基于严格的精算原则，被设计成完全自偿性保险。设立的社保基金足以应对将来的理赔申请和到期的社保支领。
但是实际的运作从来都没有依照这种设计执行过。社保基金只是账面数字。社保金收缴上来之后就被政府挪作它用，或者拿去发社保。自1975年以来，当期的社保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这套制度的社保金缴入金额。
这很自然地产生了每届国会都要寻求增加社保名目的局面，例如增加社保支付、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加新形式的“社会保障”。就像在1965年加进医保计划之后不久，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七次大选之年，社保名目每次都有增加。”
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和持续，社保支付完全不是按精算比例增加，而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典型的政治手法是现在支付，将来买单。不过将来总会到来；国会每过几年就要再次提高劳工和雇主缴纳的社保金。
除了社保金提留比率不断增加，纳入社保缴纳基数的薪金也在不断增加。最早的1935年社保法案中，规定薪金收入的前3；0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并且提留比率很低。1965年规定薪金收入的前6；6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提留比率（雇主和员工都必须缴纳），到1977年基数激增为前16；500美元，提留比率。（从1960年到1977年，年度总社保入账增加了572％，按复利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2％。来年计划中的涨幅比这更高。）
1977年起，官方估计的社保福利制度无资金准备的负债高达万亿美元。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社保制度真的是一套保险计划，或只是一套挖东墙补西墙的复杂救济制度。绝大多数领社保的人，都认为领到的社保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是自己“出了钱的”，所以领得心安理得。可是，还没有哪家私人保险公司，有能力从实际收取的“保费”，支付现有规模的社保金。1978年初，低收入劳工退休的时候，每月领取的社保相当于工作收入的60％左右。中等收入劳工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45％。薪资特别高的人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5％到10％之间。如果我们把社保制度看作是一种救济制度，那它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救济制度，因为已经领取最高工资的人，到老又将领到最高的社保金。
不过，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天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哪位国会议员胆敢提议取消或削减现在或未来的社保支付，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几乎任何国家级的救济计划、重分配计划、“保险计划”，一旦启动，就会完全失去控制，美国的社保制度正是令人惶惶不安的例证。
简单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就怎么做达成了共识。政府为重分配财富和收入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扼杀生产积极性，并导致普遍贫困化。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是建立和执行一套法律架构，禁止暴力和欺诈。政府一定不要去干预特定的经济活动。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鼓励并维护自由市场。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哲人有什么请求，据说第欧根尼答到：“劳驾站开点，不要挡着我晒太阳。”每位公民都有权对政府这么要求。
举目阴云蔽日，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总有某些地方，阳光会破云而出。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政府若不先从纳税人手里拿走些什么，就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好处。特定群体享受更多优待，只能是意味着税负加重、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最后一定会误导生产、扰乱经济。有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认清这一点，其中有的人甚至清楚明白地把它讲出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4）
此外，明显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理论风向正在更迭。凯恩斯学派和新政支持者逐渐退场。保守派、自由派和自由市场的其他捍卫者，越来越敢说话，说起话来越发清楚有力。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年轻一辈中，继承古典经济学衣钵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快速崛起。
真正的出路在于，趁目前的各种措施造成伤害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之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的局面必须扭转。
脚 注
《理性与本质》（Reason and Nature； 1931）；
——第一版序
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Gunnar Myrdal；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p。 400…401 and passim。
——第7章第2节
*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1946年1月2日。耕种面积限制计划有助于提高亩产，第一是因为农民会首先辍耕亩产低下的耕地，第二是人为的高价激励农民在现有耕地上追施更多化肥，以提高亩产。因此，政府的耕种面积限制计划基本上没有起到预料的限产效果。
——第13章第1节
* 1937年《烟煤法》延长实施听证会上，烟煤部门负责人惠勒（Dan H。 Wheeler）的证词。
——第14章第1节
* 美国棉花案例特别具有启发性。截止1956年8月1日，棉花的结转存货量为万包，这个创纪录的数字超过了整整一年的正常产量或消费量。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政府不得不改变其做法，决定将大部分的收成从棉农那里买进，再立即折价转售。为了夺回美国棉花的国际市场，政府对棉花采取出口补贴，补贴金额从每磅6美分提高到1961年的美分。原棉的结转存货量的确因此减下来了，但美国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却因此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这还不包括纳税人被迫承受损失。因为这样做等于补贴了外国纺织业，被牺牲掉的是美国纺织业。这是典型的由政府限定价格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往往是避得开一个恶果，而避不开另一个恶果。
——第16章第1节
* 我自己的结论则是，在战争期间，政府管制价格造成的伤害特别大，虽然政府在战时必须优先考虑某些事务，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分配或配给措施。政府限定最高价格需要结合配给制（即使是暂时的），实施配给则不一定要结合最高限价。
——第17章第1节
* 1938年，美国所有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63美分，国会制定的最低工资限额只是每小时25美分。1945年，当所有工厂的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时，国会制定的最低限额为每小时40美分。1949年，当所有工厂的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时，国会将最低限额提高为每小时75美分。1955年，当所有工厂的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时，国会将最低工资限额提高到每小时1美元。1961年，当所有工厂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时，国会将最低限额提高到每小时美元，1963年再提高到美元。为了减少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差额，国会采取了不断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1967年为美元，1968年为美元，1974年为美元，1975年为美元，1976年为美元（当时非农私人部门的平均工资是美元）。1977年，当非农工人的平均工资达到了每小时美元时，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美元，并制定了每三年调增最低工资的办法，以弥补二者缺口。这样就使得最低工资必须至少是与平均工资同比例增长。虽然是最低工资增长要仰仗平均工资的增长，但看上去却像是最低工资在推动平均工资增长。
——第19章第2节
* 庇古，《失业理论》A。 C。 Pigou；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1933）； p。 96。
？ 道格拉斯，《工资理论》Paul H。 Douglas； The Theory of Wages （1934）； p。 501。
——第21章第2节
* 参照：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1921）。对于存在净资本累积的任何期间，还必须假定以往的投资整体上是盈利的。
——第22章
* 这是凯恩斯学派的根本理论。对于这个理论，我在《“新经济学”的失败》（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New Rochelle； ： Arlington House； 1959）中做过详细分析。 。。
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5）
？ 对其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安德生（B。 M。 Anderson）《货币的价值》（The Value of Money，1917年；1936年新版）；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美国版，1935年，1953年）；也请参考本书作者的《通货膨胀危机，及其解决之道》（The Inflation Crisis； and How to Resolve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