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丰厚的。其中，外国教员（洋员）的薪水明显地高于中国教员。 例如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月薪100两白银（合今人民币1万元），而洋监院美国人福开森月薪为350两（合今人民币35000元）。教员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员与华人教员的薪水银差距很大。一般洋人教员月薪为100—200两白银（合今人民币1万—２万元），相当于华人教员月薪的两倍。 师范生做兼职教员者，除免费食宿以外，每月另给津贴40两白银（合今人民币4000元）。 两度浩劫下的京师大学堂 19世纪末年西方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世界各大学概况》，书中介绍远东的大学只有两所，就是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和大清国的京师大学堂（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书中还刊登了京师大学堂的校舍马神庙的外景照片。 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的产物，但是命运曲折坎坷。1898年11月至1900年6月这一年半期间称为“戊戌大学堂”。这两届只有一、二年级大学生。大学堂设仕学馆（相当于今干部进修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曹入馆学习。然而“京曹守旧，耻入学，赴者绝少”。原定招收500名大学生，然而最后总共不到200人，没有培养出一个毕业生。这是一场流产的办学。所谓戊戌大学堂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封建官僚式的“书院”罢了。担任经史课程的教习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官气十足，教学水平低下。 史载：1900年义和团兴起，对于“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凡是义和团认为是“二毛子”的华人就都成了“刀下鬼”，杀无赦。京师大学堂作为假洋鬼子兴办的“洋学堂”，被义和团视同“洋教堂”一样对待。义和团“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子，用者辄置于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民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引自《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史料》一书。）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义和团横扫后，设为“神坛”；学堂关闭，师生流离，部分未及逃脱的中国教习，被当作“二毛子”遭到义和拳民杀害。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又被视为义和团的据点，受到外国征服者的占领和摧残。经此两度浩劫，以至于建筑残破，图书、仪器设备荡然无存。 八国联军入侵，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人愤慨至极。因而1901年冬“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5）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恢复教学，从全国各省选送学生，分两批招生。先招速成科——仕学馆和师范馆，共录取新生182名。凡被选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发给去北京的川资和治装费。例如，湖北省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考生4人，共发给川资白银400两，每人另发给治装费白银50两。 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此后，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每年都以这一天作为校庆纪念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改为每年的5月4日）。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薪俸 京师大学堂基本上沿袭了同文馆的规矩，洋人教职员的待遇明显高于华人。但华人教员的薪水比同文馆时期有所提高。我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到有关资料，举例如下—— 20世纪初年，洋总办兼洋教习邓罗，月薪1013两5钱4分；税科专门洋教员阿得利，月薪285两8钱8分；白浦月薪258两5钱；税科华员助教黄厚诚，月薪147两9钱4分。 又，华人总办（教务长）陈銮，月薪180两；提调（管理员）关景忠，月薪13两5钱；国文正教员高超，月薪80两；国文副教员蒋用嘉，月薪60两。（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财经·卷216·大学堂全堂员司薪水》等清册） 当时白银1两折合1．4银圆，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优惠待遇 京师大学堂待遇很高。据师范馆大学生俞同奎、王道元等回忆：清朝廷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当作候补官员培养的，所以养尊处优。学生一概公费，供给食宿。标准是：每人一间房，自修室二人共用一间。伙食丰盛，早餐是面食和粥；中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冬夏二季，各有公家发给的一套操衣；其他服装可自备。每月有月考，前几名给以10银圆左右的奖金。学生中不少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初入学堂时，据传毕业后分别等级，给以“进士”和“举人”出身，并以六、七品官阶。到张之洞继任管学大臣，乃确定毕业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其考列“最优等”者，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者以中书科、中书郎补用。但毕业生必须在教育界服务五年，方能回原衙门候补。于是，“学问”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学堂成了官府的附庸。 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又把同文馆归并进来，成为译学馆。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生陈诒先回忆：京师译学馆仅办五级，每级分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于宣统三年（1911）结束，归并北京大学。译学馆授课情形，为每晨6点兵式体操，一小时操毕。吃粥以后，为外国语言三小时，午前授毕。12点午饭，下午为普通课程，5点钟完毕。晚饭后自修二小时，9时后入寝。寝室分为五斋。甲、乙两级学生住校，为免费生。丙级半住校半走读，入学时交费一学期；第二学期丙级同学100人，学期考试在前25名者免费。 学校伙食颇为丰盛，每桌坐七人，四盘四碗，有鸡有鸭，也有鱼肉。饭厅之中间，置数方桌，上为酱萝卜一大盆，红大椒一大盆，小磨香油一大盆，多数同学自取酱菜大椒食之。 在译学馆读书五年中，为皮黄戏全盛时代。前门外粮食店之中和园，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诸名角，戏资1600文，合1角6分钱。怀有2角钱即可听最好之戏，以4分钱赏看座（即上海之案目），即为大出手了。同学每于星期六下课看戏，散场后数人吃小馆子，也仅仅两圆就够了。（引自《宇宙风乙刊》27期，1940年8月。） 京师大学堂的腐败风气 对于清末遗留到民国初年的大学堂腐败的状况，顾颉刚回忆说：那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 1909年，预备科第一批132名学生毕业，之后预备科改为高等学堂，仍属大学堂管辖。同年师范馆206名学生毕业后，师范馆与大学堂脱离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为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近代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大学堂的第一批本科生到1913年底才毕业。 1905年科举虽废，但这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仍多为举、贡、生、监等旧式学生或官员，科举出身在他们心目中仍有很大影响，加上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便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等寻求出身的好地方。于是便生出许多趣事来。如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纸墨笔碗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了，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可一点不能嫌累。 大学堂的课程多陈腐无聊之论，引起学生不满。清末进入大学堂的孙炳文就曾站出来抵制过。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孙炳文就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孙炳文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6）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臭名昭彰 清朝覆灭前夕（1911年），三所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不到500名。 （1） 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课，但没有大学毕业生； （2） 北洋大学堂大学部仅有工科毕业生35名，法科毕业生9名； （3） 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才粗具规模，没有大学毕业生。 可见清末我国大学教育尚在幼稚阶段，而且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离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据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顾：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十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