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深度解析中国为什么不行- 第7部分

　　　　这次访问是日方安排的，为期10天，先后访问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现为防务省）、文部省。作为关注中日关系的我，获得了许多一手的资料，对工作自然大有裨益，却唯独对孩子感兴趣，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正常。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福永先生打电话询问感受时，听到我的答案也似乎有些意外。

　　　　我所访问的儿童福利院名叫至诚学园，隶属东京都。我们一行4人去访问的那天是9月9日。

　　　　接待我们的是校长高桥利一，他的父母拿所有财产办了这个机构，他继承了这份事业。高桥介绍说，学园资金来源是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其中国家拨款，东京都地方政府拨款，其他便是自筹资金。学园收养了76个孩子，其中孤儿不到10％，多数情况是父母由于酗酒、有精神疾病等原因无法正常抚养孩子。

　　　　在日本这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我们见到的是无法享受父母之爱的孩子，不能断定他们是最穷的，但算做“贫困生”应该不过分。

　　　　然而，这些孩子的状态令人惊讶。

　　　　他们住的房子是一套大的单元房，两个人一间屋，里面有厨房、卫生间。当校长带着陌生人走进来时，一个调皮的孩子做起了鬼脸，看到我的相机马上跑开了。就在校长介绍情况时，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抱着校长的大腿叽里呱啦一通日语，校长歉意地冲我们笑了笑，没有斥责这个孩子，当我们试着和他打招呼时，小孩子红着脸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一个人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起了小人书。

　　　　另一间屋子里，一位“男家长”在陪两个小女孩画画，看到我们的相机，无论“男家长”怎么劝说她们也不肯看镜头。后来聊天时发现，这位“男家长”是庆应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毕业时曾经在这个学园实习，后来在企业工作了几年后，对此地无法忘怀，于是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来到这里。
第一章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什么（7）
　　　　学园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必惧怕“家长”，不必仰视他们的校长，他们从心底里发出的快乐和童真的眼神让我震撼。

　　　　高桥利一告诉我们，日本1947年就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那个时候，“二战”结束刚刚两年，日本处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许多家庭连维持生计都困难，许多孩子只能赤着脚去学堂。再往前推，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官因为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而剖腹自杀。

　　　　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即使全力以赴在今天取得优势，那么，明天呢？

　　　　我们和一群不到10岁的孩子玩起来。其中一个孩子说：“他的理想是长大了开个面包店，如果朋友来了不能免费，但可以给予优惠，一个面包500元，我5元卖给朋友，不，一元就可以了！”

　　　　真实的、有尊严的生存，真实、可以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日本的“贫困生”。

　　　　5日本孩子为何比中国孩子更真实

　　　　2010年4月8日，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公布了一项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调查。调查显示，日本高中生上课时打盹的比例最高，达45％，而中国学生打盹的仅有。

　　　　如果按照一个班50人计算，在日本的高中课堂上22人打盹，而在中国只有2个人打盹。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高中生太爱学习了，如报道所言，这充分反映出日本学生对学习的消极态度，中国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是最积极的。

　　　　然而，这个结论和我们所了解的事实相去甚远。经历过高中时代的人大都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重点学校、重点班，还是普通学校、普通班，一堂课上只有两三个同学打盹当是极其罕见的状况。亲戚朋友的孩子有读高中的，也可以当面问问，的“打盹率”是否可信。

　　　　各大论坛的相关帖子，也对这个超低的“打盹率”表示怀疑。这有两种可能：第一，采样不科学，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是课堂上不打瞌睡的优秀学生；第二，中国学生接受调查时说谎了。

　　　　其实，当一份调查问卷摆在面前，或是接听一个电话调查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和诚实答案，具体而言，认真听讲是标准答案，而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中国的孩子，面对镜头、面对调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选择标准答案。因此，可以说，的中国孩子打盹是标准答案，而45％的日本孩子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为什么日本孩子更愿意诚实回答问题？这背后有着社会文化、家庭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多重影响。

　　　　《南方周末》曾以“会说谎的作文”为题，报道“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报道引述一位老师的话说：“我布置了一篇题为

　　　　‘老师在我心中’的作文，发现同学们都写女老师小叶，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比起孔老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叶老师同事这么久，怎么闻所未闻？孩子们的作文编得越来越离谱了，不是老师得癌症，就是父母死了。假话年年更新。”

　　　　没错，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反思一下，难道我们不都是在这样成长吗？有一次主持凤凰网的名博沙龙，我问嘉宾朱大可先生这个问题，他说，对，从我们的爸爸、妈妈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蒙难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直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我们不断地说谎，有时候想想很可悲，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时光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结束，这个大概是在差不多二十五六岁，最好的生活时光是献给了一个说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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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什么（8）
　　　　朱大可回忆说，自己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也撒谎，还每天写红色日记，写今天我又读了毛主席的哪段语录，非常感动，或者今天看了什么红色电影非常感动，全是千篇一律的，通常第一句是晴空万里、春光大好，诸如此类的空话、套话。那个日记每周都上交给班主任批，班主任会写评语，看红色日记写得是不是符合规则。

　　　　连战第一次访问大陆那一年，大陆孩子撒谎成为台湾笑谈。连战访问他西安的母校，校方组织了六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戴着红领巾，在台上表演《连爷爷您回来了》诗朗诵，然后这六个孩子就开始朗诵，充满深情地说，“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其实连战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声情并茂。

　　　　连战的手下全部笑得前仰后合，就连战不敢笑，这件事情全台湾轰动，因为这些年台湾人民就再也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大开眼界。后来，台湾的议会开会，民进党把“连爷爷您回来了”做成手机铃声，就在开会的时候让他们打进来，拿这个手机给连战听。

　　　　想想我们自己，谁没在作文里撒过谎？

　　　　相比而言，日本的孩子表现得更真实。

　　　　日本父母普遍重视培养幼儿的诚实品德。三四岁的孩子不慎打破了家中的花瓶，如果他勇于将事情和盘托出，不仅不会受到处罚，还会因为诚实而受到表扬。但是如果他拒不说出真相甚至嫁祸于人，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罚，甚至强行要求将其零用钱或压岁钱作赔偿。奖惩如此分明，使得孩子从懂事开始就在心中树立起“以诚实为本”的信念。而在中国，父母更愿意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世界。少年作家蒋方舟就说：撒谎是中国父母的天职，粉饰世界为孩子维系一个无菌环境。

　　　　有时候，日本孩子的理想就是当个面包师，大人听了也赞许地点点头，而在中国，孩子往往有着宏伟的理想，不这样说就会被大人或老师小小地批评一下。久而久之，标准答案深深地烙在心中。冬奥会上周洋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没有按照标准答案感谢国家，而是说父母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句实话竟然引来全民赞佩，而后被迫改口，足见说实话要倒霉、说假话才能生存的糟糕的社会氛围。

　　　　反观日本，诚信教育几乎贯穿人的一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许撒谎”；到学校里耳濡目染的也是“诚实”二字；在公司里，“诚信”几乎是普遍的经营理念。

　　　　我曾参加一次中日教育交流会，主持人要求双方列举本国教育的缺陷，中方开始商量说什么，当有人提出校园暴力、不尊敬师长等弊端时，立即遭到反对，理由是国际交往，要维护中国形象，不能“实话实说”。

　　　　谎言重复一千遍，不能变成真理。即使是无害的谎言，也是少说为佳，尤其是接受不记名调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