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满意，编辑满意；杂志社赚钱、发行商赚钱，主管单位领导再也不用为杂志社每月的亏本发愁了，他们卸下了一个包袱。 不过，王星不认为这叫策划，那只是出个点子而已。同样是做媒体的，有的时候，只因为自己身在庐山中，而无法看清楚自己的短长，而别人会因为有一个距离，反而会比当事人更能把住命脉。 跨境作业 为香港《文汇报》《粤港通》融资 香港《文汇报》是具有53年历史的综合性政治大报，是中央宣传机构在香港的重要窗口。2001年，当新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为了拓展中国大陆市场，香港《文汇报》决定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创办一份子报。上任不久的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张国良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星。 当时，关于这份报纸的定位，有不少说法。有的主张做房地产专刊，因为港人在深圳置业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也有人建议做一份以深港新闻为主的报纸，更有人建议做一份财经类报纸。报纸的定位至关重要，它决定着即将出笼的这份报纸的面目和导向，同时它也决定着报纸的生存空间到底有多大。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知本加资本——给媒体插上翅膀（2）
在王星看来，上述主张都有道理，但仍然没有给报纸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做房地产专刊，这份报纸比不上深圳的主流媒体，做深港新闻，更难以与香港发达的传媒和深圳业已成熟的报纸比肩，而财经报，更找不到空间，不仅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财经专业媒体已经非常发达，即便深圳本地，主流媒体、电视媒介、《证券时报》和《金融早报》等也早已将可怜的市场份额瓜分殆尽，轮不上一个新手、而且是一张可能是周报的媒体出风头。 王星把目光放在每天进入深圳和珠三角消费的香港人身上。每天从罗湖、皇岗口岸入境的香港人平时有十几、二十万人，周末和节假日则高达三十万人，这部分人中，绝大部分是专门来深圳和珠三角消费的，这个庞大的消费人流，带来的不仅有商业机会，也带来了媒体的机会。他敏锐的感觉到，如果抓住这个焦点，为北上消费的港人提供一个消费指南，为他们的吃喝玩乐提供指引和资讯服务，也许就为报纸找到了立足之地。关键是这个立足之地是那些大报不屑于全力关注的空间，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空间，还是一个可能建立自己独特主张的空间。 他的观点得到了张国良社长的首肯。张国良社长曾经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总编辑，他最经典的作品是运作“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后，接着又毫不犹豫地以当时的最高价（每股一百多美元）将大部分股票卖给了“美国在线”，一把就为新华社赚了上百亿。张国良说，过境消费的香港人，基本都是香港的中下层人士，别以为他们可以在大陆大把花钱，其实他们北上消费所在意的正是同样的消费，深圳可以比香港花更少的钱，哪怕只是几百元。他说，香港《文汇报》不可能对这份报纸做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一份周报，要想在传媒异常发达的香港和深圳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只能在大报的夹缝中插足，这个空间也许很小，但是却可以做出大文章。 张国良给这个还在酝酿中的报纸起了一个名：粤港通。这个名字取粤港通达之意。 接着王星对这份概念上的报纸作了一次市场调查。 这个调查其实很简单。他让平面设计师为这个即将出笼的报纸做了一个样报，那上面刊载了深圳、广州、东莞等地丰富的消费信息，图文并茂。不仅有热点的市井新闻、消费动态，还有消费、休闲、旅游场所的推介，包括夜总会、酒吧、桑拿、洗脚屋、酒楼、茶社、医院、特色诊所、美容、健身、宠物医院等，林林总总，让人目不暇接，另外，每个消费场所的消费价格、优惠措施、优惠券、打折卡、投诉电话、行车指引，甚至包括乘坐的士大概需要多少钱也写得清清楚楚，让一个即使是初次来深圳的香港人，也可以凭借这份报纸找到自己心仪的地方，而且可以明明白白地消费，它就像一个消费向导。在人流熙攘的罗湖关口，他们拿着这份“报纸”让迎面而来的香港人作出评判，不出所料，接受调查的大部分香港人对它非常喜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香港人需要这样的指引，这份报纸曾经给一个地处偏僻的一家江西酒楼做过几次广告，不少香港人就是拿着报纸，乘的士专程去那儿消费的。 王星给这个报纸作了一个界定：北上消费，一报通行。 当然，王星在策划这份报纸时，不是把赢利模式单纯地放在广告经营上，他是想凭借策划一个独具特色的概念，然后吸引资金的介入，从而使主办方香港《文汇报》在不作资金投入的前提下，便可控股这份报纸。 《粤港通》的商业计划书很快就炮制出来了。资金总盘子为人民币1000万元，在香港《文汇报》不作资金投入的前提下，仅仅凭王星对报纸概念的描述以及一套商业运营计划，王星便顺利为《粤港通》融来了办报资金。很快，由三家出资方和品牌持有者香港《文汇报》共同组建了报社的董事会。报纸仅仅经过三个月不到的筹备，正当世界“财富论坛”在香港开幕当天，香港《文汇报》《粤港通》便借“黄道吉日”，在香港和深圳两地新鲜上市了。这个报纸主要随香港《文汇报》免费派送，同时在深圳罗湖口岸向北上消费的香港人定向发行，一时间，《粤港通》真的是一纸风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知本加资本——给媒体插上翅膀（3）
王星喜欢说玩媒体。他可以一眼看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媒体或者正在衰落的媒体的根本，这里面有经验，也有感觉。也许是因为记者出身的缘故，王星对媒体策划尤其敏感。这里所说的策划，不是给媒体设计一个栏目，也不是就一个报刊的技术性问题提一个建议什么的。他特别喜欢在文化和商业的交叉点上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商业气息甚嚣尘上的时代，他有一种通过文化的操作来实现商业运营的冲动。这种商业的运营绝对不是简单的广告经营，而是一种现代意义的商业操控和对文化及商业的双重把握。他喜欢玩那些没有“皇家”身份的媒体，或者说是边缘媒体，因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样的“皇家”媒体是用不着什么融资策划的。他更喜欢从边缘介入媒体，在边缘与媒体的角逐中获得快感。 筑巢引凤 为资金搭建平台 1994年，深圳青年杂志社决定创办一份《大众服务报》。这份报纸的名字已经标示了报纸的定位。策略上，《深圳青年》杂志的想法是以鲜明的特色和服务本地的姿态，尝试进入本地的报业市场。刚刚操作完文稿竞价的王星受杂志社总编王京生之托，负责创办这份报纸。 关于这份还没出笼的报纸，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广东省内刊号，有深圳工商局核发的临时广告经营许可证，主办单位深圳青年杂志社所能提供的启动资金是40万元，除了报社几个高层人员，其他所有记者、编辑、策划和经营人员全部从社会上招聘，报纸必须依靠自己的经营和良性滚动来为自己的发展造血，就是所谓的自给自足。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用40万元的资金来办一份报纸，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想让某人破产，就让他去办报纸，可见这个行当的险恶。而40万元的资金对于《大众服务报》来说，意味着不仅要办，而且要办起来，这绝对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的时代，这张报纸的上马，绝对是小农经济思想在这个时代的盲目的舞蹈；如果这张报纸真地办起来了，那就是小农经济对信息经济的绝妙的讽刺。如果有人对这个判断不以为然，那他绝对可以用40万元的资金和这个世界作一次打赌。 当然，明眼人不难看出，《深圳青年》杂志并不是说给你40万元的资金让你出报，而是以小的资金介入，吸引大的资金进入。但问题是，这是一个聪明人太多的时代，有人戏言，从深圳国贸大厦顶层扔下一根棍子，打中十个人，九个会是总经理，剩下一个还是总经理助理；谁比谁傻呀？ 这何尝不是一个谁比谁傻的时代。 关于做媒体，最庸俗和最无创意的想法是，建立一个理事会，让出钱最多的那个冤大头做理事长，出钱较多的几个做副理事长，而凡是出了钱的就做理事，所以，在中国的众多媒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长串诸如此类的名头。那基本都是公关小姐和广告杀手们的战果。 别说谁比谁傻！ 为报纸或刊物建立一个理事会，绝对是把出钱的人当作傻子来看的，操作者绝对以为自己的一纸文案可以把企业家轻松骗住，以为自己就是组织部长了，你只要出个50万、80万，给你一个理事长、副理事长什么的，一旦成功，操作者便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沾沾自喜，逢人便吹，我的一个策划，一下就弄来多少资金，下次如果再遇见此类事情，又如法炮制。中国适合产生这样的策划家，中国确实也成就了许多这样的策划家，给了他们原始积累的机会，然后他们纷纷建起了自己的策划公司，一本正经地做起了策划，而他们在岁月的流逝中，也渐渐地确认了自己策划家的身份，如果遇见某人，也习惯说：我是搞策划的。以至于现在人们对所谓的策划家都在用第三只眼打量，仿佛几年前的记者行当。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突然冒出了那么多的记者，频频骚扰企业和企业家，每一个所谓的记者在正装出门前，都背诵着领导的培训箴言，我们这个报纸或刊物是某某局主管的，言下之意是别小看我，我的背后是某某局或某某局长。这种骚扰远比性骚扰来得更残酷和更卑鄙，一个老板如果在街边遇见一个骚首弄姿眼波流动的小姐，完全可以不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