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小说，交易价定为8千元，两个作品的总成交价为8万8千，也有一个好的口彩。 框架确定之后，他们便回了深圳，与组委会人士交流，大家一致赞同，仿佛看到了危机已消隐。王星又向杨广慧部长汇报了此事。杨部长很激动，他原以为，文稿竞价只有卖方市场，能卖掉一部即算成功，而现在，竞价尚未开始，前期交易即有成交，而且买方不是人们普遍预测的出版机构，而是企业家，这让他感到意外。 9月10号，首次成交的前一天，组委会在《深圳特区报》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新闻吹风会。会上，杨部长郑重地宣布： “同志们，明天，文稿竞价首次交易将举行成交仪式，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首次交易的买方不是出版机构，而是我们深圳的企业。” 由于在买方市场的发动上，一直是王星在潜心组织，杨广慧，包括李骏对买方的问题都一直心里没底，所以，在文稿竞价活动面临危机的时刻，王星迅速作出反应，以合适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首先成交了二部严肃作品，这对一直坚定支持文稿竞价的杨广慧部长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 次日，《新大学人》和《别人》的成交如期举行，李远钦在成交仪式上讲了话，国内外传媒迅速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在见诸报端的文字里，有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冰心老人得知首次交易成功的消息后，当晚即托人向史铁生表示祝贺。” 其实这也是王星精心安排的：他让李骏在确定成交之后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总顾问冰心老人和史铁生，并烦请冰心总顾问委托他人向史铁生表示祝贺。老人欣然同意，她对史铁生及其作品向有好感。之后，在拟定好的新闻稿结尾加上这一细节。这真是苦心孤诣，王星无非要告诉世人，文稿竞价活动是健康的、公开的、开心的，文坛老人的态度正可视为对组委会工作的一种肯定。 这次首次成交具有方向性和标志性意义。它也是王星等人平衡文坛上文人之间复杂关系和说不清道不白的对立情绪的一种努力。 事实上，首次成交以后，给组委会施加压力的作家就有的电话打到组委会办公室主任伍德亚处，对企业家参与竞买表示有信心，并希望自己的作品卖个好价钱，让伍德亚帮忙从中撮合。 这个首次成交，可谓用心良苦，目的要试图告知人们，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仍然拥有自己的市场。 同时也要告诉持文化产品无价论观点的人，在一个商业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价值也是可以量化的。事实上，在国外，比如美国，一切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可以量化的，书籍有畅销书排行榜，唱片有龙虎榜、电影有票房统计，这正是国际惯例。作家本人偏爱自己的作品，很正常，就像孩子总是自己的好一样；但你的作品没有读者，恐怕这作品的价值也无从体现。另外，这是一个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日新月异的时代，谁要真的以为自己的作品在15、20年之前名噪一时、万众争读，到今天也应该是声名依然、掌声依旧、读者依然疯狂地念着他（她），那便真的错了。另外，王星的努力也要告诉那些指责参与活动的作家乱开价、乱炒作的人们，这个活动是理性而成熟的，作为文稿的买方也是成熟的、理性的。 与此同时，王星还相应地抑制了前一时期新闻传媒炒作的势头，尽量避免刺激他人，所以，有关霍达和《秦皇父子》的消息，组委会便不再扩大，之后组委会基本没有做《秦皇父子》这部作品的市场努力，事实上，是没来得及做，便被有关的“利空”传闻镇住了。 六作家大义凛然，激流勇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首笔文稿成交之后，新闻传媒多在报道这笔拉开文稿竞价序幕的交易，霍达的效应一度被淡化，王星也在间接地探听北京方面的反应，情况似乎正朝着温和的方向发展，北京的作家对首次成交明显地表示认可，所有的人都为双方获得了新的默契而庆幸。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下部（4）
然而，正当王星以为麻烦已被初步摆平的时刻，一篇《文稿竞价，十月开槌》的文章又撕开了这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宁静。 这篇刊登在1993年9月1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的稿子，仍在开头提到霍达和她的100万。这篇文稿的作者是中国青年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的李桂茹。 刚刚被平息了情绪的北京作家们一看，这还了得，怎么又提霍达了（注意：这篇稿子的副标题是“报价一百万元，首笔提前成交”）？ 9月30日，上海《文学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漫天要价，轻率“叫卖”，引起文坛内外不满，深圳文稿拍卖起风波》，李国文、张洁、丛维熙等六位作家声明，不任“监事”的报道。六作家指的是李国文、张洁、从维熙、叶楠、刘心武、梁晓声，所谓亲笔签署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几家报纸连续发表了一条消息，研读再三，不免心生惊惧。我们都是一些无用之人，不是不想学习，而是生也早，学也迟地错过了时间，在如此繁杂的文稿竞价活动中深感困惑、力不从心，难负组委会交付我们的重任，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自今日起，我们不再担任九三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组委会任命的监事之职。此致。” 有报道说这则声明是9月18日发出的，但直到10月1日，王星及组委会亦未接到他们的书面声明，但关于这则声明的报道已在全国各级报刊转载。 该做的，王星都做了，公开的、私下的工作都做了，天要下雨，吾其奈何！ 组委会经过研究后就此事作出如下反应： 1。对李国文、张洁、从维熙等六位作家在文稿竞价活动初期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2。六位作家当初担任“监事”一职出于自愿，如今退出也是他们的权利，组委会不加任何干涉。 3。虽然这六位作家不再担任监事工作，但组委会决定仍将文稿竞价活动的简报寄给他们，以使他们了解活动的进度情况。 之后，一篇以《深圳文稿拍卖风波内情》的文章披露了六作家退出活动的理由，今天，重读他们的理由，依然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作为当事人，王星对六作家的一些言论和退出原因自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相信读者看了以下的言论，也会对事情的脉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刘心武说：“我一开始支持这次活动，是因为活动的本身，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是对现行稿酬制的一次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这次文稿竞价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明确，它不是每天营业的文稿公司，怎么可以在开槌之前有文稿交易？” 刘心武显然对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怀疑。不能说刘心武不懂法。但是，文稿竞价活动是经工商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是“文稿交易”，经营时间：自1993年6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在一个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文稿竞价活动都可以按规定进行，为什么不可以在开槌前有交易？另外，“竞价过程”是法律顾问团与保险公司合作制订的，它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如果真的违法了，自有执法机构依法追究。 作家梁晓声说：“炒地皮经常会炒出天文数字，没料到文稿竞价也会有天文数字，我感到不能理解，也觉得可笑，文稿竞价的初衷是把最好的作品推向社会，而不是标明哪一部作品等同于多少钱。” 第一，梁晓声感到可笑的是，文稿竞价会炒到比地皮还高的地步，文稿怎么会比地皮值钱？第二，把好作品推向社会怎么能以钱来衡量？一个简单的道理，作家与画家一样，都是在创造精神产品，画家的画可以明码标价，公开拍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可以标榜值多少钱呢？本次活动就是要给文人一个惊喜，使优秀作品的价值得到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以量化的数字来衡量的。 作家从维熙说：“社会给了文人一次超越自我的机会，也吁请全社会对作家们的精神劳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可如此高价‘叫卖’的轻率之举，损害了作家的社会形象。我不禁要问：‘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 想看书来
下部（5）
据一般规律而言，受人尊敬的作家一般都是高价作家，无论是严肃作家，通俗作品作家。好的东西会有好的价钱，这是连儿童都懂的道理。 作家张洁说：“叶楠也认为：‘叫卖’，不适应中国国情，有失作家的身份。” 这二位作家的观点比较温和，但很含糊，究竟什么样的叫卖方式适应中国国情？作家的身份又是什么样的？是否和普通人不同？当中国的不少贵族作家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坐在宽敞的居室里抒情或回忆文坛琐事的时候，中国，依然有不少下层劳动人民饥一顿，饱一顿，在为生计劳碌，这才是中国国情。另外一点，霍达本人只不过为自己的作品标了个100万，她并没有大声“叫卖”，就算她大声叫卖了，估计其声音也不会超过80分贝。相信没人会因为她标了100万，而认为她掉价了，没身份了。 另外，六作家声明中所言的“研读再三，不免心生惊惧”，惊惧什么呢？惊什么？惧什么？霍达、包括任何人都有为自己作品标价的权力，如果因此而惊惧，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太脆弱。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这边厢，六作家“激流勇退”，颇有大义凛然、一身正气之状，引得文坛内外热闹非凡，那边厢，霍达亦无所畏惧，针锋相对。她说：“文稿竞价本身就是自身价值的标榜，别人退出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 六作家中途退出毕竟是王星和组委会不愿意看到的事，然而，如果真的为了某种理由要求退出，这是无法强求的，王星在冷静地考虑如何尽可能地消解由于六作家退出而引起的负面效应。 正在这时，组委会接到霍达打来的电话，她称不日将来深圳，参加《秦皇父子》的成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