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9年后中国的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这样，〃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很快又在体制上被国家所吞食〃。参见林尚立等著：《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新政权在动员农民摆脱传统小共同体束缚的同时，却大大强化了农民对大共同体即对国家的严重依赖。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遭遇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国家权力的强力支配。农民的土地私有产权被废除，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被消解。1950年代，国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和构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在职业上丧失了土地私有产权，在身份上被降为二等公民的地位。亿万农民和整个国家为此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1959…1961年大饥荒所造成的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农民革命的胜利与农民命运的多舛，不禁使人追问：为什么农民革命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为什么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共和国元勋却创设了限制和歧视农民的城乡二元体制？显然，我们丝毫不能假设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基本的农民情怀。恰恰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政权的建立者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对农民的深情关切，给人印象深刻。毛泽东就被认为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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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道，非激情所能为之。《淮南子》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汜论训》。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似过于哲学化了，但他提倡〃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的无为政治思想，则体现了对滥用民力、横征暴敛的国家权力的防范，与西方自由主义防范国家权力的观念是相通的。1950年代中国农村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以及1990年代农村一些地方〃逼民致富〃的举措所酿成的苦果，似乎可以看作是背离〃无为政治〃的典型案例。西汉初期，帝国秉承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实行〃休养生息〃，使民得其利，国亦增其强，开创了颇为史家称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汉文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在位）十二年宣布免收当年田租之半，即实行三十税一；次年6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即全部免征农业税，直至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在位）前元二年才以三十税一复收田租至西汉末。《汉书》。汉文帝和景帝在全国免征农业税持续时间长达10余年，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社会中改善民生的奇迹。
需要申明的是，在现代，〃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在排除国家权力滥用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推卸国家的公共服务之责。对这一点，美国的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注意到了：〃中国有句谚言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当代，如何区分和界定国家权力的〃无为〃与〃有为〃领域，如何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提高国家能力，如何谋求国家专断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均衡，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农民基于饥饿逻辑而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经过多次沉浮终成正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制集体化所造成的粮食短缺与饥饿威胁一举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人们有理由深思：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为何体制不同两重天？1970年代末以来，纠正政府失灵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冲破全能主义对个人身心的重重束缚，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自主和选择自由，蕴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失灵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市场化改革中发生了迷失。缘起于城乡二元体制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市场化改革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自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农民工、强制征地拆迁等为主要表征的〃三农〃问题，在21世纪之交得到了最为集中的爆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造成这种令人不安的农民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人口最多的农民反而会在利益博弈中被边缘化与弱势化？农民公民权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及社会转型有何逻辑关联？中国能否转向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这是现实的困惑对我理论思维的刺激性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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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憧憬即是我心中久藏的一个梦想，这就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平等的公民权，使每一个农民作为共和国的公民而在祖国的大地上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963年8月28日，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1929—1968）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震撼美国和世界的反种族歧视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马丁·路德·金指出：〃在承认黑人的公民权利之前，美国将不会有安宁和平静。〃他梦想在他的国家，〃黑人的孩子将能和白人的孩子像兄弟姐妹一样携手联欢〃；他梦想有一天他的祖国〃将变成一块自由和正义的绿洲〃。参见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1963年8月28日），何怀宏译，载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5页。在当代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却有农民歧视。〃中国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不仅对于农民，而且对于正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来说，都尤为重要。〃如果中国能有未来，那么为未来而奋斗的人们应该为建立起码的公民权而共同努力。〃［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每个人心中都有梦，学者也不例外。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亦不管是规范研究抑或实证研究方法，它们决不排斥研究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捍卫。顾炎武（1613—1682）指出：〃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拉贝莱（Rabelais）也说过一句值得学者们记取的名言：〃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转引自［法］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蒋庆、王天成、李柏光、刘曙光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泯灭社会良知或丧失人类关怀。政治学者王沪宁声称：〃我一直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和探索应该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完善。离开了这一原则，政治学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就脱离了芸芸众生。〃参见王沪宁撰写的〃现代政治透视丛书〃总序，载陶东明：《公民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总序第4页。党国英也认为：〃我们不想只做那种归于清流的学者，在农民痛苦的面前，在国家命运的面前，等待事变的发生，好让我们证明一个学理观点，得来一个学术的奖赏。我们要把事实告诉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的农民，告诉那些最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士。或许我们共同打造的清醒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更深入的改革由此开始，农民的痛苦得以减轻，中国社会的转型得以平稳实现。〃参见党国英：《农村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项继权教授同样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理论的价值在于社会的需要，关注农村、研究农村、为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民主，以及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无疑是责无旁贷的。〃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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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我们发现，社会进步的车轮往往是那些有志于献身人类共同利益的勇士们的双手最先推动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的学术理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学者。1835年，17岁的卡尔·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460页；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不同版本的个别词句的翻译有所不同。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恩格斯（FrederickEngels，1820…1895）明确提出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页。≈米≈花≈书≈库≈ ；http：//__
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