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尔法》；冲破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人为的业务分裂。实践上以1997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理论上以1999年的《现代金融服务法》通过为标志，美国金融业终于打破分业经营壁垒，进入混业经营的时代。混业经营在当时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可是由于混业经营所带来的多头监管、权责归属不清使得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渐失去控制。 。。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3）
另一方面，美国支离破碎的监管体系只能说是覆盖了其半个金融体系，特别是忽视了对对冲基金以及那些处理相关资产的抵押公司的监管。实际上这些不受监管的实体公司机构掌控的资产价值非常大，截止到2008年11月，美国有多达8000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资金达万亿美元；交易额占美国股票交易总量的30％以上。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对冲基金无权监管，也不实施强制披露制度，因此关于对冲基金投资组合的公开或商业数据信息十分缺乏。
过度放松管制所带来的只能是市场的过度自由化。美国金融市场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良性发展轨迹，大量的风险已经在其内部不断攒聚，完全丧失了市场对风险的分散功能，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为市场中的疯狂投机行为提供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
美国推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改革
美国还一直致力于利用其雄厚的国力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了针对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经过激烈讨论，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提出了针对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十条政策建议，包括：财政自律，即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减少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调整公共支出优先次序，即把支出从无益的补贴转向有利于提高增长和降低贫穷的领域，如基本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税制改革，即建立一个税收基础广泛但边际税率适度的税收体系；利率自由化；实行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取消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即减少市场进出壁垒但不是废除安全或环境管制；保护私有产权。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实质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 “华盛顿共识”，使得自由主义思想从学术理论转变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得以全面推广和贯彻。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经济秩序中风靡一时，加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经济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美国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引起世界市场的剧烈波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泛滥，大大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和开放化，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和互动性加强，资本自由流动的速度与规模都不断增加。这场危机从美国源头流出后，在我们浑然不觉中融入了世界金融体系，各国投资者纷纷逃离市场，导致了全球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流动性枯竭。由于在金融市场里，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用体系崩塌，金融体系的基础也就受到了威胁。
而且我们看到，在危机逐步恶化与扩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未放弃新自由主义，也许他们并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危机的起源，在他们的眼中，这场金融危机只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罢了，他们力求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更侧重于货币政策，通过降息与增加货币供给等方式来解决危机。于是在近忧远虑的纷扰下，美联储出面干预，大量利用货币工具解救受困的金融机构——从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9次降息，重启短期贷款拍卖机制并频繁使用降低再贴现率来拯救经济。但随着危机的蔓延深化，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场危机是否已经演变成一场体制性的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昭示了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濒临崩溃，人们的怀疑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信用利差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市场充斥着恐慌的情绪。但这时，政府依旧固执己见，始终认定危机是流动性萎缩问题，美联储继续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以解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燃眉之急。但是当危机以野火燎原之势扩散到全球经济中时，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美国政府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以购买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这次危机的根源是市场体系自身的问题，不单单是流动性缺乏的问题。此时，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实行国有化，即使是暂时的国有化，对恢复市场信心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4）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复兴，在短短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信任危机。美国向世界各国不遗余力推销的经济体制，首先在美国遭遇了冲击，然后迅速侵袭了世界金融市场。美国本打算凭借新自由主义称霸世界的战略和体制遇到了挫折，使得许多人现在对新自由主义谈虎色变。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呼声似乎渐渐远去，但新自由主义却未走到穷途末路。新自由主义的根基依旧牢固，因为与之相对应的美国主流价值观——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里，不可动摇。对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的信奉，使新自由主义不会就此终结。
凯恩斯主义回归了吗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1929年的世界性大萧条背景下，当时英美两国失业率都在20％以上，股市暴跌，大量企业倒闭与破产，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社会生产率和产出急剧锐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在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古典经济学既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提供有效政策，使得经济理论面临一次重大危机。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同时遭遇瓶颈时，凯恩斯在对整个世界经济严重的衰退进行多年探索和深入研究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于1936年2月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政策上倡导用政府干预论取代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论。
凯恩斯所创立的这一整套崭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给传统经济学理论画上了一道休止符。与传统理论相反，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另外一个与自由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是，他主张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对需求进行有效管理，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从而处于未充分就业状况。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最合乎逻辑的方法在于扩大总需求。而如何扩大总需求呢？又由谁来扩大总需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来了，“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中，要选择出政府经济当局能够按意图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这就在暗示我们，扩大总需求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政府必须发挥其职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目标。在凯恩斯看来，在萧条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是直接的，效果是明显的、确定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间接而不确定，因此，他特别强调利用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性，而把货币政策放到次要的位置。这一点也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之一。
总之，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既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又不能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和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依靠市场自发运行，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引导，对某些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加以制止。在当时的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对整个大萧条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也为罗斯福新政的施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参与次贷金钱游戏的各大金融机构都遭受了致命打击，贝尔斯登倒下了，雷曼也倒下了，两房被政府接管……几乎每一个坏消息的传开，都能招致股市的“跌跌”不休。投资者像躲避瘟疫般逃离高风险市场，对市场丧失信心，紧紧地把资金握在手中，大量的银行破产倒闭，失业率遥遥直上。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成为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此次金融危机的共通原因，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遭遇了重创，金融危机便是对其最有力的惩罚。整个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再次放任自流的交替之后，似乎又要走回原点。作为曾经的“救世主”凯恩斯主义是否重新回归历史舞台和新自由主义是否就此终结？到底这次凯恩斯主义能否再振雄风，救美国经济于水深火热之中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5）
次贷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崩溃的边缘徘徊，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坍塌，人们对经济的预期非常悲观。若任由人们的恐慌情绪肆虐，那市场将无法恢复元气，重振旗鼓。商业信用已经不能支撑整个市场的运作了，惟有政府，才能成为投资者最后的稻草。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要去改变，改变人们对市场和经济的预期，改变这种恐慌情绪的蔓延，以重建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也许在这场金融海啸面前，重拾“凯恩斯主义”、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已成为各国的最佳选项，或许也是惟一的选项。美国、欧洲各国、中国等政府纷纷加入救市行动中，注入大量的资金来恢复金融系统的活力，频繁地调整利息和准备金率。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表示希望通过法案赋予他宽泛权力拯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