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超越“两强标准”，提出战列舰的数量应该比德国多60％，对于德国每建造1艘战列舰，英国应建造2艘，并保持这一比率。1904年6月，当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德国基尔军港的时候，威廉二世令德国主力战舰全部列队，展现于英王面前。威廉二世的用意当然不是简单的炫耀，而是“威慑”，“用德国舰队枪炮的震慑欢迎远道而来的英国陛下”，但是这位自以为是的德皇的“威慑”适得其反——1904年当年夏天，英国就制订了第一个对德作战计划。
五、提尔皮茨的理论过多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假设英国不能将海军主力集中在北海；假设英国会集中力量不顾一切地进攻德国军港。提尔皮茨认为：“为了估计我们舰队在此时给予积极外交政策一张王牌，为了估计这张王牌的力量，人们必然记得，由于我们的原因，英国将舰队集中于北海，结果使得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和远东水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终止。”实际上，这两点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认为英国不会集中舰队于北海，那么英国又怎么会集中主力贸然进攻德国港口呢？实则，英国作为海洋霸主，当然很清楚北海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其一直将“北海”视为自己的领地，绝不会允许任何强国染指这一“安全地带”，谁威胁北海，谁就是威胁英国本土。在1902年5月英国海军部的备忘录中就曾言：“海军部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在本土水域始终保持足够的力量以确保对该水域的控制。”换言之，在必要时，英国集中全力在北海与敌国进行决战。至于预言英国会集中舰队主力进攻德国军港，提尔皮茨说，传统的英国作战方式包括战争爆发时立刻严密封锁敌人的海港和军事基地，使用强有力的小艇组成的小舰队进行封锁，用巡洋舰加以支持，以优势的战列舰作为后备，（英国的）第一道防线就是敌人的海港。实际上，提尔皮茨是从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英法海战样本中得出这些结论的，这已经是过时的战略战术了，远远不适用于20世纪初。此后，在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后，英国海军部就修改了作战方式，在1912年发布的作战命令中规定海军应进行远距离封锁。
第31节：
六、提尔皮茨及威廉二世的“威慑理论”与德国不要在羽翼未丰前激怒英国两者也自相矛盾。显然，威慑行为相对于德国舰队实力大大提前了，而且十分张扬——“威慑”，应当建立在实力相当或者占有优势的情况下，而在德国舰队实力与英国舰队相差尚远的时候进行“威慑”，如同小孩向大人炫耀武力，结果自然只能招致英国及时制订作战计划，进行战争准备。
七、提尔皮茨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因与法国、俄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利益而分散兵力，但却没有考虑到英国在必要时会舍弃外围利益、集中海军兵力保护英国本土。未能考虑对手会调整安全政策，这作为最高规划者似乎是一大失策。
八、提尔皮茨扩军计划最严重的一点失误就是：德国海军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始终按照巨舰大炮的方向发展，一直忽视了潜艇的作用。直到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德国才发现潜艇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甚至能够承担庞大的水面舰队无法承担的作用，那就是执行具有战略作用的破交战。
九、提尔皮茨虽然是一位卓越的海军创建者和规划者，但是在政治方面缺乏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判断力，其海上决战思想也显得幼稚，甚至有点可笑。他只知道进行海军建设规划，殊不知海军竞赛本身就是一种国家间的实力战争和政治战争。在海军竞赛中，英国制订了极具震撼力和威慑力的计划，即德国每建造1艘战列舰，英国应建造2艘，或者保持超过德国60％的战列舰规模，正如丘吉尔所言：“其他海军大国不但不能以增加努力超过我们，反而会由于我们本身采取的措施而远远落在我们后面。”
十、提尔皮茨所提出的海军建设只局限于海军，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海权都不单纯只是海洋问题，而是总体策略中的一部分。当判断出德国意在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开始调整海外政策。俾斯麦后，德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威廉二世开始放弃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转而推行“世界政策”，外交及国家的战略中心从俾斯麦时期的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转为积极争夺海外殖民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获取“阳光下的地盘”，这与其他大国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尤其是在海上与英国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这一时期，英国是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但这也意味着英国与欧洲其他大国矛盾重重，几乎在世界各地，它都有欧洲对手：在中亚，英国与俄国是竞争对手；在东南亚，英国与法国互相争夺；在东亚，英国与法国、俄国、日本、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共同侵略和瓜分中国，与俄国、日本矛盾较深；在非洲，英法存在激烈的争夺。换言之，德国与其他大国没有这么深的矛盾，外交环境本来比英国好得多，也具备良好的加盟基础，但是却被英国逆转——英国在德国强大的压力下，也被迫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转而寻求与俄法结盟。英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大张旗鼓地反德，但是在暗中已经做出了全球应对之策：全球策略上，开始调整与法国、俄国的关系；在全球利益上，已经准备放弃太平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的部分（有时甚至是大部分）利益，收缩防线，集中力量对付德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愿卷入远东的这场战争，同时为了遏制俄国，加快了合作，缔结了《英法协定》。这个协定没有军事合作条款，但是反德的意图十分明确，为将来建立反德同盟奠定了基础。1907年，在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英国利用这一良好时机寻求与俄和解，争取俄国加入反德联盟。当时，俄国在远东受挫后，转向欧洲，也将德国视为主要障碍，希望与法国、英国合作，由此，双方也很快缔结了《英俄协定》。这同样是一个没有军事合作条款的协定，但也同样奠定了英俄反德同盟的基础。此后，英国又改变了对法国的传统政策，在埃及和摩洛哥做出适当让步，也协调了两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纠纷和利益冲突，之后就从地中海撤军，只保留4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实际上是将地中海的海权暂时让给了法国。法国受德国崛起的威胁，也十分愿意与英国平息争端，于是英法很快接近。英国又调整了与俄国的关系，由于英国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所以可以在土耳其和地中海对俄适当让步；两国又解决了在西藏、伊朗、阿富汗等地的纠纷，最终签订《英俄协定》。在太平洋，英国早在1898年就采取支持美国的策略，实际上已经承认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和海权，此后又从加勒比海撤军，等于承认美国对加勒比海的控制。在远东，英国无力同时应对日俄两国，于是转而采取支持日本，促使日俄两国在此地争雄，暂时赢得日本不渗透和打击其在远东的势力范围，间接保护了在远东的利益。
第32节：
在经过一系列全球政治协调后，英国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全球收缩，主持英国海军的费希尔将英国在全球的九大舰队调整为五大舰队，分别部署在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和马六甲海峡，其余舰船撤回本土，加强本土（尤其是北海）防御。
在北海战术方面，英国也做了调整，根据1912年的对德作战计划，英国不会冒险进攻德国军港，而是实施远距离封锁。由于北海对德国也非常重要，封锁北海就等于切断了德国航运，将对德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最终逼迫德国舰队进入北海寻求打破封锁，这时英国就会利用海上优势与其决战。为此，英国的计划是把舰队主力布置在斯卡帕湾，对着丹佛海峡设置驱逐舰的包围圈，由较老旧的战列舰支援，由一定的布雷区保护，从而封锁北海的（德国）出口。相反，如果英国舰队不进攻德国军港，那么提尔皮茨将舰队集中在港口的计划就毫无意义，在英国远距离、大舰队封锁中，德国舰队就将处于“饥饿封锁”状态。
甚至，在海权竞赛的最深层，德国的海军政策也是失败的——马汉曾说：“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只要运用得得心应手，便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德国其实很清楚，德国海军无论怎样发展都难以与英国海军相抗衡，因此德国从根本上并不打算与英国进行海上决战，只是希望以相当规模的舰队制衡英国，但是德国的政治并不能与海权发展相配合，结果最终导致两国还是爆发战争。相反，英国在不断受到德国挑战后，最终下定决心，即便放弃诸多全球利益，也要与德国一战，以保证核心利益和本土安全不受威胁。在海权思想的核心深处，英国早就看透了德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于是先发制人，在德国海军没有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就策动了战争。
海军军备竞赛
无论如何，德国的海军在20世纪初已经发展起来，此时，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如果说提尔皮茨是德国的“海军之父”的话，那么英国也有一位卓越的海军建设者，他就是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封号是基尔维斯顿第一费舍尔男爵，是与德国海军之父提尔皮茨并列的杰出海军统帅，他有一句名言：“战争的本质是暴力，战争中的中庸便是低能！”因此，这位精力旺盛的男爵为英国海军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勋。费舍尔出生于锡兰的一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