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公司的总裁。他的当周日程还显示，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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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1 大 佬（5）
费利克斯的经历是对难民理想中的美国梦的印证。费利克斯全家来自乌克兰的罗哈廷城，好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多次被外界占领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哈廷几乎成了犹太人的聚居地，尤其在1867年后更是如此，当时犹太人被赋予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居民的全部权利。1900年该城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全城7 201人中，有3 217人是犹太人。到1939年，罗哈廷还有2 233名犹太人。现在，尽管人口达到了1万，但该城已经没有了犹太人，而斑驳的犹太墓地却依然醒目。纽约和以色列的一些组织正致力于保存罗哈廷城的犹太史。根据费利克斯的说法，他的曾祖父不仅是“当地的大拉比（犹太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有能耐的资本家，他曾经将自己的马厩出租给波兰骑兵”。
到了20世纪之交，费利克斯的祖先移居到了维也纳（他们的姓氏罗哈廷可能也源自先前所居的罗哈廷城），在这里他的祖父成为了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并拥有了一家小银行—罗哈廷公司。此外，他的祖父还有几家酿酒厂，当时费利克斯的父亲亚历山大就在酿酒厂工作，然后亚历山大开始代自己的父亲管理这些酿酒厂。1927年亚历山大娶了伊迪丝·克诺尔为妻，这是一位“成长于维也纳富商之家”的出色的钢琴家。1928年5月29日，费利克斯出生在维也纳，他是亚历山大和伊迪丝的独生子。因为种种原因，费利克斯没能在维也纳久待，但是这座城市的音乐氛围却渗入了他的骨子里。他没能培养起任何音乐技巧，但是他喜欢古典音乐，当他回到位于第五街的家里开始读书或写什么的时候，总会听上好几个小时的音乐。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如果我被带到一个荒岛上，而且只能带上一首曲子，那么我将选择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这首曲子是我心灵的避难所……无论我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它我就能放松下来，就能找到家的感觉。”费利克斯如是说道，“我觉得它非常感人，非常令人难忘。”
经济问题开始迅速困扰费利克斯。费利克斯的祖父是一个投机分子，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席卷欧洲大陆后，他“几乎丧失了投资的所有资产”，这导致他所经营的银行倒闭。因此这个小家庭开始了在东欧的游牧式生活，亚历山大开始从父亲仅剩的几家酿酒厂中搬来搬去。他们停留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这是费利克斯出生不久后这个小家庭搬迁的地方，当时亚历山大要管理当地的一家酿酒厂。1935年，他们又暂时回到了维也纳，但是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总理在1934年7月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后，反犹太人主义的倾向开始四处蔓延。这个家庭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次是到法国巴黎南部的奥尔良。这是一座位于卢瓦尔河边的城市，在这里亚历山大当上了他父亲另一家酿酒厂的经理。
他们家刚搬到那里，费利克斯的父母就离婚了。“这对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费利克斯这样对《纽约客》的记者说道。当他8岁时，他母亲将他送到了一家讲法语的瑞士寄宿学校。“我还记得，当时我很胖，体质也不好，我自己系鞋带都有很大的困难。”费利克斯说，“我早上穿衣服用的时间太长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宁可穿着白天穿的衣服，然后将睡衣罩在外面睡觉。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样，费利克斯就一直住校，他的母亲改嫁给了亨利·普勒斯纳。普勒斯纳是一个富裕的波兰犹太人家族的继承者，该家族从事贵金属交易的买卖。然后普勒斯纳举家搬到了巴黎，在这里他开始经营家族生意。普勒斯纳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他与巴黎的拉扎德－弗瑞斯商号以及一家在1813年成立于巴塞尔的小型瑞士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尽管费利克斯在一开始与继父并不交好，但是继父的关系网在日后对他弥足珍贵。
费利克斯逃离纳粹迫害的经历非常扣人心弦，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世界观—尤其在他的多层伪装被岁月剥离后。1938年，费利克斯离开那家瑞士寄宿学校回到了巴黎。他还记得，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相继对德宣战后，巴黎街道上空响起的持续不断的空袭警报。他戴着防毒面具去上课。当时巴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型海报，宣称法国一定会打败德国。1940年5月，德国军队逼近了巴黎郊区，费利克斯还误将位于第16郡的自家豪华别墅窗外的炮声当成了雷声。他的母亲、外婆（普勒斯纳的母亲）以及那个长期给他们做饭的波兰厨子一起逃离了巴黎，坐着小车迅速南下，在车顶上还绑着很多垫子。他们在离开时带走了所能找到的全部汽油券。根据传奇人物费利克斯自己的说法—其中的真假尚无定论—母亲让他打开好几管克利诺斯牙膏，在里面塞满继父收集的金币，而继父普勒斯纳作为波兰公民，已被关押到了布列塔尼半岛上一家拘留犹太难民的拘留所里。因为普勒斯纳是一名公开的犹太复国运动主义者，所以他被列入了盖世太保的拘捕名单中。这样，费利克斯开始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横贯三大陆的逃亡之旅，总共历时两年。他和他的家人先后到过比亚里茨、戛纳、马赛、奥兰、卡萨布兰卡、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最后才到达了纽约—“这是一段典型的逃亡，还有很多伪造的文书。”在《华尔街日报》1975年的人物介绍中记录着他对记者说的话。他逃离被战争变得千疮百孔的法国的悲惨经历，与他未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大体一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的经历可能更悲惨一些。
◇欢◇迎◇访◇问◇。◇
第6节：1 大 佬（6）
在一开始，费利克斯的母亲认为全家到西班牙后会变得安全，因此他们要赶在法国沦陷前穿越西班牙边境。“我们开着小车，与成千上万辆小车、卡车、自行车还有行人一起南下。”费利克斯在60多年后解释道，“路上拥堵不堪，不时有德国飞机过来扫射。我们一直（朝着西班牙）南下，为了买到汽油券，我们还不得不贿赂汽油站的工作人员。”当时费利克斯11岁，德国军队正席卷法国。他们全家好不容易来到了比亚丽兹，一座大西洋边紧邻西班牙的美丽的法国城市。
1940年6月《停战协议》签订，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对于像费利克斯家这种从维也纳搬过来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比亚丽兹处于德国占领区，而戛纳属于自由区，在名义上没有被德国占领。“当时我们觉得，两个选择都不怎么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待在自由区应该比待在德国占领区要好。”费利克斯解释道，“因此我们决定驾车到自由区，然后再南下，希望能弄到签证后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可以用来穿越各道封锁线的通行证。我母亲不知在一个旅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向一个人问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德国占领区的乡下小路，这条路上应该不会有德国哨兵的关卡。当时还处于德国占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出了比亚丽兹，但是当我们绕出树林时，发现前面有好长的车队，再前面就是一个德国哨兵的关卡。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也知道情况不妙。我们只能待在这一长溜的车队中，根本无法回头。这样我们的小车离关卡越来越近。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检查着什么。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关卡跟前，而这个士兵想点一支烟，他挥手让我们前面的那辆车过去了，我母亲乘机拿出自己的驾照冲这个士兵挥了挥，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截住了我们之后的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但这说明当时非常凶险，真的很凶险。”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自从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一直心存感激。”费利克斯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也讲过这场经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母亲最后联系上了他的继父，他继父早已和别人一起逃离了那个拘留所。“当德国人聚到拘留所一边时，他们从拘留所的另一边逃了出来。他们四个人偷到了一辆车，然后就驾车往南。”费利克斯解释道，“因为他们总是在德国军队前面几英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德国人，这样他们搞到了汽油和一些物资。”费利克斯和母亲、外祖母一直驾车南下至地中海，然后待在戛纳和马赛之间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加入了进来。他们在这家旅馆里面待了将近一年。
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2 500人后来返回了。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