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责任的长久传统（就像在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Oath）中明确承诺的那样）。
工程师们了解，他所设计的桥梁可能涉及数千人的安危，他们在特定约束下进行目的明确的操作，以便确定，根据现有知识，他们的设计是安全而可靠的。当我们学者有志于对“现实”（相对于“学术”）世界拥有更大的影响时，我们需要采纳那些更具应用性学科的态度和习惯。我们需要让自己对所说的话负责，认识到若我们的话被相信，可能会产生或好或坏的深远影响。｜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不止如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话可能被误解，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所说的话容易被误解负有责任，正如对这些话的“适当”效果负责一样。原则并不陌生：工程师设计了一个若被误用就有潜在危险的产品，他就对误用的效果和对恰当使用的效果同样负有责任，因而必须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避免外行对产品的危险误用。
尽可能述说我们所能搜罗到的真相，是我们的首要责任，但只有真相还不够。真相可以造成伤害，特别是如果人们误解它时，认为真相是任何主张之充分辩护的学者，或许未曾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有时候，一个人的真确陈述被误解（或其他误用）的可能性，和这种误解传播的可预见伤害，将是如此巨大，他最好闭上嘴。
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宝琳娜艾桑格（PaulinaEssunger）构思了一个生动例子，将话题从哲学幻想之地带到了冷酷现实中。她曾从事艾滋病研究，很清楚该领域面临的危险因素，所以我把她的例子称作“宝琳娜的险境（PerilofPaulina）”：
比方说，我“发现”，理想境况下（病人完全遵守医嘱，完全没有诸如恶心等抑制药物作用的情况发生，完全没有外源病毒品系的污染，等等），实施一套四年治疗方案后，艾滋病毒可以从一个被感染个体身上被根除。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错的。我可能错的很简单很直接。比如我算错了什么东西，误读了某个数据，误诊了某位患者，或者也许外推得太远了。
因为它们的潜在社会影响，我也可能恰恰错在把结果出版了，
即便它们本身是对的。（此外，媒体可能在传达故事时犯错，可能在他们如何传达故事上犯错。但他们所负的某些责任看来会回落到我身上。尤其是如果我用了“根除”一词，那在谈论病毒的语境中常指从地球表面清除病毒，而不“只是”从一个被感染个体身上清除它。）
比如，一种非理性的沾沾自喜可能会在（好比）男同性恋者中传播开：“艾滋病现在可以治愈了，我不必再为它担心了。”由于这种沾沾自喜，这一人群中无保护高风险性行为带来的意外可能会再次上升。而且，治疗处方的广泛流传，可能会因为周期性出现的病人不遵医嘱，而导致抗药性病毒在受感染人群中的惊人扩散。（艾桑格，私人通信）
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治愈了一例艾滋病，知道你治愈过一例艾滋病，但无法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负责任地将这项知识公开。忿忿于高风险社区的沾沾自喜或鲁莽，或责备摇摆不定的病人中途放弃治疗，都毫无益处——这些是你的出版行动的社会影响的可预见的自然（虽然可悲）后果。
第13节，
你当然应该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对你的发现的滥用，并制订计划以实施任何你能采取的安全措施，但或许，在最坏情况下，你的发现的可见好处，却根本无法实现：你就是无法将它从这儿带到那儿。这不仅是个严重悖论，更是个悲剧。（她假设中的情况从某些方面看显然已经成真：对即将来临的疗法的乐观，已经在西方世界高危人群的性活动中导致了危险的松懈态度。）
所以，原则上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当我试图发布一个自由意志问题的自然主义“疗法”时，是否可能遭遇这种系统性的挫折来源呢？实际上，有少量这种来源，而且它们确实是破坏性的。存在各种公共利益卫士，他们——带着最良好的意图——想要让那乌鸦闭嘴！他们准备好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赶在某些严重伤害产生之前，去劝阻、压制或弄臭那些被其视为正在打破魔咒（breakingthespell）的人。
他们已执着于此多年，而当他们的运动变得俗套起来，当他们的简单谬论已被其科学同僚一次次揭露，这场运动中的残渣余孽却仍继续在污染着讨论空气，扭曲一般公众在此主题上的理解。比如，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Lewontin）、莱昂卡明（LeonKamin）和斯蒂文罗斯（StevenRose）曾说，他们觉得自己就像
一支消防队，不断在半夜被叫出去扑灭最新的火灾，总是在应对燃眉之急，但从未悠闲从容的拟定真正的建筑物防火计划。这次是智商和种族，下次是犯罪基因，接着是女人的生物学次等性，然后是人性的遗传不变性。所有这些决定论大火都需要赶在整个学术界都化为灰烬之前用理性冷水去浇灭。（列万廷等，1984，p。265）
没人说过一支消防队一定会公平的战斗，而这支消防队向被其视为纵火犯的人扔了比理性冷水多得多的东西。他们并不孤单。从政治光谱的另一极，宗教右翼也已娴熟掌握了漫讽（caricature）手法的辩驳艺术，并抓住每个机会猛扑上去，用耸人听闻的过度简化代替对进化事实的慎重清晰表达，如此他们便可对之加以呵斥，并警告世人小心。
我同意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被他们当做攻击靶子的人中，确有人曾做出过一些不幸的夸大其辞和过度简化，我也同意：这种责任疏失确可能真的有其恶劣效果。而且，我不会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他们的战术；如果我遇到的人在传达一个我觉得如此危险的消息，以至我不能冒险去听个明白，我至少会有强烈的冲动去歪曲它，为了公共利益去漫讽它。
我会希望给它起个好绰号，就像基因决定论者或还原论者或达尔文原教旨主义者（Darwinianfundamentalist），然后拼尽力气抽打这些稻草人。就像俗话说的，这是个脏活儿，可总得有人去做。我认为他们做错的地方是，把负责任的、谨慎的自然主义者（像克里克和沃森、爱德华威尔逊、理查德道金斯、斯蒂文平克（StevenPinker），还有我自己）混同于少数鲁莽的夸大其辞者，并偷偷将一些我们已小心否认和批评的观点强加给我们。
这作为一种策略是聪明的：如果你真想抹脏什么东西，就用把宽刷子，只是为了安全，别让那些邪恶家伙躲在品行端正的人质盾牌后面！但这确实有一种攻击并误伤到某些天然盟友的效果，而且坦率地说，意图再好，这也是不光彩的。
我们自然主义者所面临的宝琳娜险境是，每当我们提出我们立场的慎重精确版本，公共利益卫士中的一些人便发挥其才智，把我们的谨慎主张改造成很愚蠢很不负责任的只言片语。比如我发现，我越是小心地将自己的信息表达得清楚而有说服力，这些卫士的疑心就越大。他们的说法大意是：“别去管所有那些戴着光鲜修辞面具的警示标签和复杂细节！他真正说的只是，你没有意识，你没有心灵，你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全都只是僵尸，什么事都无关紧要——这就是他真正要说的！”
我能拿它怎么办呢？（有案可查，那不是我真正要说的。）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在我们被假定为铁板一块的“达尔文原教旨主义者”阵营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叛变和分歧。比如罗伯特赖特（RobertWright），他的新书《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从多数方面看，都清晰阐述了我打算在这里展示的许多主题，但我却发现他（依我看）未能接纳我们立场的核心主张：
g米g花g书g库g ；www。7mihua。com
第14节，
这里的问题当然与意识等同于大脑物理状态这一断言有关。丹内特等人越是试图向我解释他们这么说的意思，我就越是确信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意识并不存在。（赖特，2000，p。398）
唉，在数百页坚定的自然主义去神秘化精美文字之后，赖特退避进了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的神秘图景。（不那么激进但更具破坏性的叛变者是斯蒂文平克（1997），他对有关意识的神秘主义教条的持续调戏，本身就是神秘的。人无完人。）
很明显，这问题事关重大。这里发生的，就像一场进化的军备竞赛（armsrace），双方都在升级。但请注意，与其试图以漫讽来战胜对手，我宁愿从我这边推出一件不同的武器：我会尝试在你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怀疑针对我们的这些杰出批评家或许在内心甚至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毕竟，乌鸦是对的，他们想，可仍要让那乌鸦闭嘴！r米r花r书r库r ；http：//__
如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看到的，对自然主义版本的自由意志解释的一些最流行的反对意见，是由恐惧而非理由所推动的。这些恐惧本身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你觉得正要递给你的盒子是潘朵拉之盒，就会想尽办法将怀疑之箭搭弓上弦，在让盒子被打开之前用尽你的全部异议，因为到那时可能就太晚了。
面对这样的激烈抵制，为何我仍不懈地试图展示我的观点，尤其是在我承认并不清楚那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当然，通过坚持将观点刻画成危险版本，批评者将威胁夸大了；他们其实是想吓退我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