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点点帮助。这确实是凯恩提醒我们注意的那种自我塑造行动的一个机会，而我们人类是唯一有能力做出这些行动的物种，但那并不需要这些行动是未被决定的。
第37节，我们比我们希望的更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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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我们希望的更自由吗？
如果我们看出貌似理想的探索会导向何处，或许会对是什么让探索变得理想改变想法。无论如何，如果这种方法能起作用，它起作用的过程一定很慢，需要沿许多路线辛勤探索。
——艾伦吉巴德，《明智选择，聪明感受》
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Maxwell，1984）将自由定义为“在一定范围的环境条件中取得有价值东西的能力”。我想这差不多是对自由可能做出的最佳简短定义了。特别是，它恰当地对何为有价值这个问题保持了完全开放。我们对自己所持有的关于是什么让生活值得去过的最深层信念做出反思的独一能力，迫使我们去认真对待这样一个发现：对于我们能够考虑什么并不存在可以感知的限制。一切都可以去争取。对于某些人，这是个可怕的前景，打开了通往虚无主义（nihil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大门，撇开了上帝的戒律，面临一头扎进无秩序状态的风险。让那乌鸦闭嘴！
我想他们对自己的人类伙伴应该更有信心，并感激于他们何等惊人的敏锐和机灵，被自然和文化装备得何等精良，从而能够构造和参与到经良好设计的社会安排之中，正是这些安排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所有人的自由。这样的安排远远不是无秩序的，而是——也必须是——经过精巧调整而在保护和活动余地之间取得了稳定的平衡。如果我们无法取得普适性（智人的沙文主义词汇，指在该物种范围内得到承认），我们或许至少能够渴望艾伦吉巴德所称的“适用于最广阔教区的教区制度”（吉巴德，1990，p。315）。
但或许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普适性。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做到了。哲学家的问题是要设法完成从“是”到“应该”的转变——或者更精确的说，要说明我们可能如何超越特定习俗或政策已经拥有广泛社会支持这一“纯粹历史”事实，而到达赢得所有理性主体同意的规范。这一行动已经有了为人所知的成功实例。自举在过去已经起了作用，它同样可以在此时起作用。我们不需要一个天钩。
考虑画直线这个奇特问题。一条真正的直线。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使用直尺。但我们从哪里弄到直尺的？数个世纪中我们不断改良我们的技术，以便做出越来越直的所谓直尺，让它们在受监控的试验和相互矫正中互相竞争，由此不断提高精确度门槛。我们现在有了在其整个长度上精度在百万分之一英寸以内的大型机器，我们也能毫无困难地利用当前的制高点去领会实践上不可企及但很容易想象的真正直尺规范。
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活动，我们发现了这一规范——或者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永恒的柏拉图直线形式（PlatonicFormoftheStraight）。我们也发现了算术，还有其他许多永恒的绝对真理系统。如吉巴德所言，我们可能不会在对伦理系统的探索中发现相似的极限点，但一旦我们具备自由社会所需要的理想条件，在其中自由探索可以发生，那我就看不到先验的理由去排除这样的前景。
这些人类发现——抑或它们是发明？——中所隐含的规范性，本身就是遗传和文化进化过程的果实之一，该过程将我们设计成了现在的样子，它利用了数十亿机缘偶得的碰撞并放大了它们，如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所称，是一部“凝固机遇”的历史，机遇被凝固在了我们的当前状态之中。我们历时数千年的模因工程的社会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它没有可用来撬动世界的阿基米德杠杆，但它或许可以对改进我们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理解有所帮助。
如我们所见，发现真相所必需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是更为广阔的政治或公民自由理念的一个先导，一个显然容易散布的模因。它远比狂热更具有传染性，谢天谢地。真相已广为流传，再也藏不回去。愚民政策从长期看没有取胜的可能。你很难消除教育对人们的影响。随着通信技术让领袖们对其人民屏蔽外部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现实让教育是任何父母在孩子身上所能做的最重要投资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自由闸门将在全世界各地打开，伴随着骚动的效果。
流行文化的所有糟粕，堆积在自由社会各角落里的所有渣滓，将连同现代教育、妇女平等权利、更好的医疗服务、工人权利、民主观念和对别种文化的开放性等等珍宝，一起泛滥于这些相对原始的地区。正如前苏联的经历再清楚不过地显示的，资本主义和高科技的最糟糕的那些特性，是这场模因种群爆炸中表现最健壮的复制子之一，因而存在着大量仇外情绪、卢德主义（Luddism）和守旧的原教旨主义的“清洁”诱惑滋长的沃土。
正如贾瑞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枪炮、细菌和钢铁》（1997）中说明的，是欧洲人携带的细菌把西半球人口带到了灭绝边缘，因为那里的人们缺乏让他们对这些细菌产生耐受力的历史。在下一个世纪中，将是我们的模因，既像补药又像毒药，将肆虐整个尚未准备好的世界。不能假定其他人也拥有我们对过度自由的耐受力，也不能简单地把这能力当做另一种商品出口给他们。
任何人类都具有实际上无限的受教育能力，这给了我们成功的希望，但设计和实施驱除灾祸所必需的文化免疫接种，同时尊重那些需要接种者的权利，将是一件极为复杂的急迫任务，不仅需要更好的社会科学，也需要敏感性、想象力和勇气。公共卫生领域扩展到包括文化健康，将是本世纪最大的挑战。＇前面两段取自丹内特（1999B）。＇
第38节，人类自由是脆弱的
人类自由是脆弱的
鲸徜徉于大洋，鸟翱翔于高空，而根据一个古老笑话，体重500磅的大猩猩可以坐在任何它想坐的地方，但这些造物中没有一个拥有人类所拥有的那种自由。人类自由不是个幻觉，它是一种客观现象，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学状况，而且仅见于一个物种：我们。人类主体的自主性与其他自然装置的区别，不仅从人类中心视角是可见的，从可采取的最客观诸立场（此处的复数形式很重要）也是可见的。
人类自由是真实的——就像语言、音乐和货币一样真实——因而可以从一个严肃的科学立场出发加以客观研究。但也像语言、音乐、货币和其他社会产物一样，其持久性受到我们对其所持信念的影响。所以并不奇怪，我们冷静研究它的企图，会被对我们会笨拙地杀死显微镜下标本的焦虑所扭曲。
人类自由比这个物种更年轻。其最重要的一些特性只有几千年历史——进化史上的一眨眼——但在这一短短时间里，它已经以和诸如富氧大气层的形成和多细胞生命的创造那样的伟大生物转变同样显著的方式改造了这颗星球。
自由必须和生物圈的所有其他特性一样进化出来，今天它仍在继续进化。在世界的一些幸福部分，自由如今是真实的，那些热爱它的人对它的热爱是明智的，但它远非不可避免，远非普遍。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由如何产生，我们便能更好地将它保留到未来，保护它免受它许多天敌的伤害。
我们的大脑是由自然选择所设计的，而我们大脑的全部产物也同样是被设计的，在一个短暂得多的时间跨度上，由一个并未豁免于可辨认因果关系的物理过程所设计。那么，我们的发明，我们的决定，我们的罪行与胜利，如何可能不同于美丽但无关道德的蜘蛛网？一个作为和解礼物而带着爱心制作的苹果派，与一个由进化过程“巧妙”设计来吸引食果动物为获取一些果糖而散布其种子的苹果，如何可能在道德上有任何不同？
如果这些只是被当做反问句对待，暗示着只有一个奇迹才能将我们的创造物与物质机制的盲目而无意图创造物区分开来，我们就会继续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传统问题上绕圈，继续陷在难解奥秘的漩涡之中。人类行动——爱与创造力的行动，也是罪恶与罪过的行动——距离那些原子事件（无论会不会随机转向）实在太过遥远，以至我们无法一看便知如何将它们归入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框架。
数千年来，哲学家曾试图通过大胆一跃（或两跃）跨过这一鸿沟，要么将科学放回它自己的位置，要么将人类自尊放回它自己的位置——或者宣称（正确但缺乏说服力地）非兼容主义只是表面的，但并未深入细节。通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勾勒一条可将我们从无意义原子一路带到自由选择行动的非神秘路径，我们为想象力开启了线索。自由意志与科学（无论是决定论的还是非决定论的——这不会带来差别）的兼容性，并非如它一度看上去那么难以令人信服。
本书所考察的主题不只是学术难题、趣味盎然的待解概念谜语或尚未被优秀理论所把握的奇特现象。许多人视之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人们的恐惧倾向于放大不同分析意图所传达的含义，并扭曲争议，而将其变成或好或坏的生硬宣传工具。
“自由”一词所引起的情绪共鸣，如同“上帝”一样，总是会吸引一群虔诚信徒，急切地扑向任何错误举动、任何威胁、任何让步。结果是，传统往往可以坐享免费安乐窝，或差不多这样。人们倾向于认为，作为一种